南大的校车问题又在百合上上十大了，这个问题本身没啥好谈的，没有什么困难不困难的问题，只有重视程度的问题。让我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似乎很多人以此为自然或当然的事情，而不是件需要改变的事情，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校车，而只是教职工用车”。
我从来不否认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对理想主义的理解也并不太复杂，最起码的要求是区别“应然”和“是然”。一个东西是“这样”，和一个东西“应该这样”，这是两码子事。然而，不幸的是，很多人并不能区分这两点，视“是然”为“当然”。一个东西是不合理的，和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奇怪的是，当一个人习惯了一个不合理的东西之后，反 而指责那些不习惯的人为异端。
类似的逻辑更多地出现在政治问题上。例如前阵子指责公盟偷税漏税活该的人。按我的理 解，这个理由是，政府抓了你的小鞋子，而你的行为确实不合的规定，这就是活该，至于 政府本身规定的对错，那是另一回事了。别人比你强，你去碰别人，倒霉活该。这即是最 简单的强权逻辑，也恰恰是最为人信仰的一种逻辑。而且也确实足够强大得让你足够信服 。“Vae victis!”，再简单不过了。
不过，这个逻辑实际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就已经回答过了：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 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变为权力，把服从变为义务。
亚里士多德划分的三种差制度和三种好制度，分别是君主制和僭主制度，寡头制和贵族制 ，民主制和暴民制。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僭主和君主的区别，事 实上很多僭主的能力和胸怀都绝对不差，比方说希腊的僭主庇西特拉图，能在激烈的权力 争夺中走到顶峰的人，能力怎么也不会差的。但是僭主制依然是最糟糕的制度之一，因为 他的权力来源没有保障，他决不能保证自己不被另一个僭主给轰下台。这也即是军政府不 停地政变的怪圈的原因。
短期的统治伤害的是政权，而长期的统治伤害的则是人民。对权力的服从并不导致奴性， 正如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最基本的原则即是对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但是我绝不认为这是奴 性，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上帝的服从是正当且非常合理的。以同样的逻辑，托克维尔说，路 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人民受到了奴役，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被奴化—农民们在自己的茅屋里把 “国王万岁”喊得格外震天，哪怕君主的雨露从来不曾惠泽他们的茅屋。然而当屈从一种 不合理的强权成为习惯，甚至习以为自然，奴性就此诞生了。
这种屈从最莫过于写检查了。这也许是最具备中国特色的惩罚方式之一。它的基础并不是 说理，而是赤裸裸的强权，让你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至于你究竟有么有错，是没 有上诉的空间的，如果你认识不到你自己的错误，只能说明你错得更厉害。我在高中的时 候，特别不高兴写检查，被罚站就罚站，但是坚决不写检查。最严重的一次，想起来我在 办公室里罚站过多次。最严重的一次是老师让我写检查，我在办公室站了一天，最后老师 把我爸爸喊来了，我爸自然狠狠地训了我一顿。然后我就此意识到：反抗是徒劳的。
规则的不正确，并不妨碍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来抗议，想想拒绝纳税的梭罗，自愿地服刑 ，但是并不需要写检查；想想非暴力不合作的甘迪，自愿入狱，也不需要写检查。而写检 查的方式则告诉你，规则所管的，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包括你的思想。
我不知道这个写检查是不是起源于毛，不过从周恩来到彭德怀，到刘少奇，他手下的人是 检查几乎写了个遍，所有人都要向伟大领袖认错。据说林彪是唯一没有写过检查的，从来 没有在毛面前认过错的人。
想到其实很多年前自己发过誓，坚决不去背那狗屁的毛泽东思想，后来还不是乖乖地继续 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