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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统与旧传统

说到传统，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活的东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东西，一种一直在流变的东西；而非是一种死了的、需要我们去抢救、需要我们去悲叹的东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传统是如此地丰富多彩，需要我们去认识理解和发现。

传统可以死掉，可以复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传统本身也是一件被构建的，例如以色列的士师们之于一神教的传统，大阿尔伯特(Albert Magnus)之于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虽然亚里士多德翻译到西方只有三百年，但却好像他已经是开天辟地依赖的权威。”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不难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董仲舒之于儒家的传统，朱熹之于理学的传统，甚至在一百多年前，还有康有为试图“重建”“孔子改制”的传统。旧传统和新传统之间的分野，也许只在于他们的发展。

传统即使在他看起来被遗忘的时候，也是在起作用的。在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的时候，《大宪章》的传统在何处？但是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被搬出来。同样，孟子所说的“君轻民贵”，恐怕从来也没得到过任何程度的真正落实。但是每次当有人需要的时候，这句话总是一个最好的支撑。这也就是为何明太祖觉得这句话隔外刺耳，甚至把孟子排除在圣贤的行列之外的原因。

因此，要理解希腊，必须将其视为一项传统，而非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不从它的后继者这那里去理解。正如要理解中世纪，就必然要理解文艺复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世纪”是文艺复兴人创造出来的。首先这个词本身，就是由一个文艺复兴人——彼得拉克——创造出来的：当他们需要恢复辉煌的古代的光荣的时候，自然要把那中间的岁月称之为 Medieval——过渡阶段，处于他们的称呼，他们愿意直接跳过那过度时期，而直接与古代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对中世纪的理解，就没办法跳过他们来理解，你可以反对、可以赞成——但是你不能无视。即使使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这样看似中性的词语，都无法跳过去。

我们如果问希腊人什么是希腊？他们必然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事实上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希腊人，希腊是后人的创造物。就好象今天的我们，谁能说得清楚什么是中国？这并不是说他们对希腊的知识理解不如我们，而是说，我们所说的希腊只有对于我们所继承的部分来讲才有意义。

那么谁能代表希腊呢？是雅典的苏格拉底吗？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么？可是前者被雅典人判了死刑，他的行为恐怕也从来不为当时占主要人口的奴隶所知；后者被当时的文明世界视为蛮族，对一个希腊人来说，用亚历山大来代表希腊，也许就好像对于一个中国人，用契丹来表示中国一 样。

并不需要作为一个古典学者才能谈论希腊精神，就好象并不需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才能谈论历史，诗歌并不只写给诗人看，作曲家也并不仅仅写给作曲家听。对于不同人来说，有不同的希腊，例如教会中的希腊，例如萨卢塔蒂从拜占庭的手稿中发现的希腊，谢利姆挖出来的希腊，温克尔曼在希腊雕塑上发现的希腊，当然，还有“希腊人的希腊”，那么，究竟对我们——两千多年后的中国人来说，希腊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们的传统和我们的传统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许很难体会到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时的人的勇气，几乎全然地否定掉自己所生长所受的教育，而代之以一种完全相反的传统。而悲剧的是，这种传统恰恰是以一种全然暴力的行为施加给我们的，这就让我们的感情更加难以接受。在二十世纪的各种教科书里，也充满了这种情感的体现。尤其是政治书，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吊诡，好像说马克思是“我们的”，而“资本主义”是你们的。

我们甚至很难确定什么是我们的传统。《天龙八部》里面，萧峰用太祖长拳对玄难的少林武术，他凛然说道，我用的才是中原正统，你用的是胡人的功夫。这时他隐含地提出了一个命题，那就是我们得以于印度文化的部分，远比我们承认得要多，没有人愿意承认少林武功是“他们的传统”。除了影响最大的佛教之外，梵语的翻译汉语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包括对音韵的影响。对墓葬和后世的哲学文学发展，都有莫大的影响。新传统变成了旧传统，你们的传统变成了我们的传统。

传统并不是负担，而是遗产；并不是一件脆弱得需要保护的东西，而是一件足以骄傲和自豪东西，我们继承之，是因为它足够优秀，仅此而已。传统也更远非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每天都活在传统中，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你们的传统”和“我们的传统”之间并不是那么界限森严。

以“希腊意味着什么”为标题，却拉拉扯扯地说了这么多关于传统的话，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能首先理解传统，就很难理解什么是希腊。

理性的传统

因为理性这个词背负了太多附属的意义，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因此在这里，我尽量地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述，我愿意称之为“可理解性”和“可说性”。这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一切都是可说的。这个信念也许最早来自毕达哥拉斯。爱因斯坦也曾说：“世界的最不可理解之处在于他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信念并不如它看上去的那样自然。恰恰相反，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文化圈子里，这个信念常常是陌生的。除了波斯人的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印度人的苦行传统，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也不缺乏这些不可说的东西。

荣格说他问他一个中国的学生，什么是道，他的学生反复地解释了很长时间，荣格始终没办法理解，最后他带荣格到阳台上，问他看到了什么，荣格说看到了来来往往的车辆，然后又问看到了什么，荣格说看到了月亮和吹拂的风，他的学生说，这就是道。

这个例子承认了认识的局限性。我在这里举的两个都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因为我很难用东方的话语来准确地描述这种体验。禅宗里面有大把这样的公案，充斥着语言的谜语和令人难以捉摸的神秘主义。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我们永远不知道迦叶为何而笑。

而在西方，这却一直是传统的一部分。在中世纪从来没有断绝过。中世纪确实曾有过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但是一方面教廷从来不曾鼓励过这点，因为太多的先知和宣称自己接受了启示的人是绝对不利于一个统一的教会的。因此，教会的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形形色色的烦琐哲学。连上帝的属性都是可以为我们所得知的时候，还有什么不能为我们所得知的？针尖上的天使的争论，一方面固然是无意义的学究气息，一方面也是一种极端的理性精神的代表——既然连天使的属性我们都能探讨，那自然的属性更可以为我们所知了。 ——“数学既为人类所知晓，也为自然所知晓。”

真理的传统

大家都承认，近代西方得以支配世界的最大原因，是近代科学，以及相应而来的先进的技术。而有意思的是，近代的最“有用”的东西，来自于一群人对“无用”的东西的追求。对真理的热爱，和对“无用的知识”的追求，这两者是相辅相承的。希腊人追逐无用的东西，甚至达到了对功利的态度进行鄙视的地步。我们知道那个欧几里德的故事，有人来他的学园问学几何有什么用，欧几里德让他的仆人给他三个金币，因为他试图在学习几何中得到实用。

这个故事给整个西方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再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然而我们未必能准确地把握这句话的分量，真理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可以轻轻地提及的话题。来看看他的另一段话吧：

……他又必须是爱憎分明的，因为隐藏起来自己的感情——也就是关怀真理不如关怀别人的想法如何——乃是懦夫的一部分。……

这段话是不是几乎令所有的人汗颜？谁能扪心自问能够做到这一点？何况今天的我们，纵然能如 Sheldon 那般旁若无人，又有几人能够敢自言自己掌握了真理？更何况在我们的文化里，这种力争不懈的精神，自汉唐以来，也许只曾在陆九渊和在镜湖边上对心和气究竟是何者为先争的面红耳赤的时候，见到过一次。

包括在中世纪也是如此。中世纪的修道院的修士们留下了海量的著作，著作等身对他们绝不是一句形容词。因为他们是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一生的时间都花在穷究他们所理解的真理上面，而这些知识是永远不会有什么用的。但是恰恰在这些知识里，保存了自古代世界衰落以来的所有的抽象思想。那群头脑简单的日耳曼人，是绝对不会想到三位一体这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

而且，西方的贵族传统也保证了一群人得以优裕地从事这些无用的知识。无论是他们的被赞助者，还是他们本身。要想在短短文字里写出西方贵族传统的影响，实在是远非我所能，在这里简单化的理解就是，贵族的传统里，有了大量贡布里希所说的“神圣的悠闲”。罗素曾经嘲笑过亚里士多德对教课收钱智者们的鄙视，因为他有一个好弟子，不用担心任何自己的经费里，从来体会不到那些智者们的辛劳，但是也恰恰是这位优裕的从来不用担心自己吃穿的家伙，而不是那些辛劳的智者们，被选作希腊哲学的代表之一。

当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的时候，一个贵族傲慢地问他的发现有什么用的时候，法拉第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回答：“初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呢？”

这可真是一个不完美的回答。也许最完美的回答应该是，法拉第以另一种傲慢的方式给这个贵族几枚金币，因为他竟然问这个发明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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