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两部伟大的著作，都是以某种形式的中年危机开始的。但丁在《神曲》的一开头就迷失在人生中途的黑森林里，他以一种悲苦的笔调写道：“那是多么辛酸，死也不过如此。”这种悲苦究竟来自何处，来自他个人的身世浮沉，还是来自弗洛伦萨的政治格局？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但丁在天上地下往复追寻，追逐着他的个人理想。
类似地，在歌德的《浮士德》的一开始，浮士德也面临着类似的危机，甚至更加明显，更加紧迫。在一开始，浮士德在知识和学识上是完美的，但是他感到的却只是更大的困苦，博学的只是不能给他带来满足感。一个窝在书斋里的学者，一个十足的宅男，却发现人生只是更多的痛苦：
我象虫蚁在尘土中钻营，
以尘土为粮而苟延生命，
遭到行人的践踏即葬身埃尘。
一点点粗浅的笔记，如有不确，还望指正。
唯名论与实在论，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这是西方哲学从柏拉图时代就开始的争论。柏拉图的共相论如此迷人，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有人说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的长长的注脚，这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首先，这个“唯”的翻译就是有点问题的。以前看过翻译做唯名与唯实，不过现在一般已经多半翻译成唯名论与实在论了。这两个术语的英文名是 nominalism 和 realism。事实上跟“唯”并没有太大的干系。而且事实上，也很少真的有论者持唯此不可的观点的。
在拉斐尔的那副著名的雅典学派里，柏拉图的以手指天，亚里士多德以掌按地，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差别。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他们都是毫无疑问的唯心主义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分歧乃是多方面的，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唯名和实在论之间的差别。但是后代对唯名和实在这两者的争论，却是根据对他们的不同的解释而来的。
(更多…)
1
我梦到阿什肯那齐，梦到他在那边做演讲，宣称什么都包含意识形态。我不相信，然后跑过去跟他争论，拿了他的一张唱片，说里面有意识形态么？他瞟了一眼，看到这个封面，说上面说 PARTY DID SOMETHING，而不是 THE PARTY，这个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
2
我梦到一个伊朗革命家，在这里看电影，没看一段，那个人就要插嘴来说一下评论，而且声音很大。每个人都很烦他。于是我开始大声出言嘲笑，伊朗革命家也反语相讥，然后说着说着，就会说到了一些中国方面的问题了。每次我攻击伊朗的问题的时候，伊朗人就会反过来攻击中国，这时候就会好多本来沉默的看电影的中国人也反过来攻击伊朗人。伊朗人越来越暴怒，因为伊朗已经被攻击得不成样子了，他挽起袖子，要过来揍我，这时候人群几乎已经要把他给撕成碎片了。不过他对中国的嘲讽还是很有意思的，有Humphrey的意思。
3
梦到我在开不知道多少次人大会议，先是在一个小房间里看到温总在教训一个小 boss 的人物，胡 core 在那边写一个谱子，在谱子上面写字，但是字写得狂难看。梦到开会了，然后邓力群上台痛骂当政者，而且不是出于左来骂，而是非常之右，还提到了三千万。然后我忽然恍然大悟，原来之前的万里文章是邓力群写的啊。
邓力群还在黑板上画漫画，画了好多小人，最前面的是戴了一个大眼镜，头很大，说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者，还有很多人头很小，说，这里面绝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小人只有一个很小的脑袋，脖子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党报。他说，对我们党、我们国家痛心疾首，大部分人都是腐化的一代。然后骂得越来越厉害，这时候下面出来一个很壮的人，上去想赶走邓，但是又不敢，就在那边大声喧哗，干扰他的演讲。下面居然起了嘘声。
我想拿相机来拍，但是不敢，于是我向我后面的两个人借了两张纸来记。过了一会来了一个便衣很客气地要把纸给收走，我一看人家的手里面已经收了一堆纸了。
4
梦到从冰窟窿里救出几个小妖精的，然后被他们的母亲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要求跟他们交媾，开始他们不愿意，但是后来还是同意了。后来发现他们的阳具都通过一根树条，连在一个屋子里的一些小树上，而随着这些树的长大，他们的意识都逐渐消亡。他们的后代都与这两位母亲交媾，而他们的阳具也都慢慢地将他们的整个人融入到这些树中，他们越来越不依赖食物，周围的人越来越觉得他们神秘且奇怪，整个屋子越来越安静且洁白，屋前屋后全是发着新芽的会说话的树。
期间还梦到我闯进了这件屋子，然后被所有的这些树警告要求离开，树叶拼命地响，我从窗户中跳了下去。
5
奥德修斯贴了一个招人的广告，要去地府。于是我就去应征了。我们在下一个很长很长的扶手电梯，速度很快且很不平整。我看到奥德修斯之后一直很兴奋，说以后回去就有谈资了，但是奥德修斯让我什么都不要说，而且一脸沉默。他说是要去道歉和忏悔的。
到了地府看到一个在地上的石制的脸，奥德修斯与之说话，说了一些具体的什么东西记不清楚了。奥德修斯用手摸了一下这个石脸，石头如同玻璃一样地裂了几条缝，我也偷偷用手摸了一下，发现冷得惊人。
6
梦到加百列和路西弗对打，似乎是与前两个梦相连，好像先是梦到那几个母亲其实是大地之神，然后不知道怎么成了吸血鬼而怕银子弹。上帝亲自出马收拾了撒旦。然后路西弗表示不满意，要跟天使单挑，于是加百列出马。路西弗穿着一身白衣，相貌很英俊，加百列倒是一身黑衣，着装都拿着个希腊重步的那种圆盾，但都是空手，不过奇怪的是他们一个说赫梯语一个说希腊语，路西弗说赫梯语而加百列说希腊语。
同网络时代的其他流行词一样，这个词不知在哪天突然冒了出来，然后得到铺天盖地的欢迎。大家忽然发现，这个词特别适用一种行为，而在指责一群人特别有力。“逼”这个字意指女性生殖器，至于从何产生现在这个意义，我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为了避免不雅，就说装B，或者装13（我很晚才明白为什么说装13），或者干脆就直接说装。
这个词用来形容一种行为，大体而言就是不懂装得很懂，没有钱装得很有钱，没有文化装得很有文化。这种人肯定各个时代到处都有，只是网络时代特别流行。因为所谓网络上谁也不知道你是一条狗，Google Baidu 的存在又让硬性知识的积累价值大减，让装逼的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各种论坛的存在，使得侃侃其谈无比容易，即使你几乎对各个领域毫无所知。蒂博代还曾说过批评家评一本没看过的书有时比较心虚，而在今天，谈论一本没看过的书，评价一部没看过的电影，都简直是易如反掌。
我以前曾说过我很讨厌这个词的，一种行为、一个事物，被一个词固定下来之后，那么它的流通速度也大大加快，同时这个词也似乎是传染性的，一种行为为人们所熟悉之后，甚至往往形成一种风气。
但是我也无能为力改变这种风气，只是略作陈述。装逼者的气势往往很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藐视一切，最容易的就是打击别人所珍视的，这往往让新手胆怯，不知所措，感觉什么都说不上话来。不过自打这个词问世之后，很多新手就恍然大悟，开始明白对手只是“装逼”，于是一句装逼扔回去，立马将火力平息一半。但是装逼者自然会反反装逼，可以变得更加高深莫测，于是装逼者和反装逼者的军备竞赛迅速升级，互相对轰，拼得已经不再是知识，而是火力。
在心理上，一个装逼者的心态也许只是虚荣，或许只是满足一下优越的快感；但是，当火力升级之后，为了维持进一步的虚荣或者说是面子，就进一步地走向装逼。就好像一个被称为sb的，如果只是在尽力地证明自己不是 sb，那么只会让他更像 sb；而一个装逼者被炮轰时的最佳选择也不是证明自己没有装逼，而是更装逼。
我无意罗列各种各样的装逼行为，这个已经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装逼指南作了很好的归纳了。自从归纳出了这个现象之后，大家奋力揭发自己心目中的装逼，归结为一本本手册。不过这个游戏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意思，玩到后来就越来越无趣了。而且这种指南特别容易暴露作者自己的底线，看看作者自己以为的装逼是什么，很快就容易判断出这个人的档次了。
如果不仅仅是文艺方面，而是从广义上的话，无疑福塞尔的《格调》是很好的读物，不过这可能也是被误读得最多的书之一──实际上福塞尔的原意在于讽刺中产阶级恶趣味。要想把握得更好的话，我个人见解，阐述得最好的，应该还是那本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有闲阶级论》，凡伯纳从理论高度来阐述了虚荣何以之为虚荣，装逼者为何而装逼。某些红色贵族们倘若读过这本书，都该立马升级装备。
这片子拍得不算好，从一开始我就对一些细节不满意，就开始挑刺，当慈禧出场的时候，我就在想孙文这个人有这么大的能量来惊动慈禧么？然后接下来的情节几无一满意。一路路下来，革命的人四处张扬，革命的组织无比涣散（大部分人都是新拉的人），他们甚至唯恐天下不乱，连基本的保密工作都没有──我就在纳闷，革命有这么革的么？
当前半部分的时候，我还在四处找G点，找让我看下去的理由，因为我觉得，但是找到中间的时候我不需要了，我觉得这片子够high了，虽然我不知道是他们 high 了还是我 high 了，但是这确实让我很不喜欢，很不舒服。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对历史比较熟悉的原因，我一开始就觉得这片子很假，每一处都假，一群乌合之众，没经过任何的训练，也没有经过任何配合，然后忽然之间把正规刺客打得落花流水。孙文为什么在这时候上岸没有动理由（难道他不会秘密潜入吗？）为什么要弄替身也没理由，甚至连保护他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保护什么，但是依然义无反顾，抛弃自己的即将到手的幸福去追寻一个多么飘渺的目标啊。
当李玉堂质问巡警头目的时候的时候，你是不是中国人。这个代入是多么地快啊。从封报馆反对宣扬孙文，忽然上升到爱国的态度，然后又突然上升到我们熟悉的那句话，“你是不是中国人？”这句话我本人也被问过无数次，当然是在网络上，而发问的方式甚至都没怎么变──我们是爱国者，凡是反对我们的，就是卖国贼，而卖国贼就要被质问，“你是不是中国人?”
《老无所依》里面的杀手多邪恶啊，纯粹的恶，黑得让人窒息，但是统计了一下，从头到尾他“不过”杀了十几个人而已，而在这里面，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说杀得方式不一样，《老无所依》里面杀得更冷血，更无情一些，这里面每个被杀的人不过是一个符号，刺客就是坏蛋，坏蛋死了还用说什么呢？可是那个穿着警服的清廷杀手举起手枪啪啪两枪打死两个根本无关的警察的时候，我只觉得他们差不多，革命和反革命，也差不多。
革命的一方无有任何正义性的体现，他们并不比另一方更具备哪怕稍微一点点的正义性，至少在这个片子里面没有。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是为了文明？革命了之后呢？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吗？那也未免太遥远了。我们也不说之后的反革命，再革命诸如此类的痛苦了。可是当陈少白说：“革命就是用我们这代人的牺牲，换取重光这一代的幸福！”我突然很坏地想到了薄瓜瓜，多么讽刺啊。不幸的是，重光成了毛岸英，没能享受到了他本应该能享受到的幸福了。
这片子一方面是矫情，可是矫情也让人矫情得那么不舒服，也真是让人佩服了，这片子总体上缺乏动机，缺乏合理的情节，叙事上乱糟糟。但是我转念一想，难道革命不也是这样缺乏动机，缺乏合理的理由，革起来乱糟糟么？
在他们出发之前，导演安排了一场戏，让他们每个人都在幻想着自己“后天”之后的幸福。其动机一目了然，无非就是让他们的牺牲更有对性比，每个人显得很傻很天真，无比单纯而又无比煞笔，一个个似乎都天真得仿佛以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毫无哀兵必胜的气势。可是我转念一想，革命也不就是由这样的一群人发动的么？
而孙文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大救星大太阳出场的，比列宁在更列宁，比东方红更红太阳，我们不谈历史，不谈一九零六年的革命高潮和革命，我们也不谈武昌起义的近乎冷幽默般的过程。没有孙先生，就没有中国革命，这调调多么熟悉啊。我们可以添上很多台词，没有×××，就没有×××……可是，那么多人几乎为着一个空洞的理念，一个个死去，坐在车子里的大救星，就依然能够那么稳如泰山么？
历史上的孙文有孙大炮的外号，意指他言论无忌，又有人指责他总是让别人去送死，自己躲在后面指挥，康有为之所谓遥控革命家。在历史上在广州军政府跟陈炯明的关系处理上，也实在是不敢恭维，但是我依然佩服中山先生，因为确实无有他即无中国革命，百折不挠，或欺或诈，总不屈服，其意志力担得上革命家的称号。可是我看完这电影之后，真是不得不说，这片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孙的片子，同时，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大作。
这是两个退隐者，卢梭和梭罗，他们都是文明社会的厌倦者。卢梭曾经远离巴黎，住到退隐庐一段时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最安定的时间；梭罗，则曾带着把斧子，跑到瓦尔登湖边上住了两年。同样地，他们最后都回到了文明社会，虽然原因不相同。卢梭去退隐庐的时候，他已经名气极大，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做到真正的退隐了，而且他本身的行为也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注意，成为争论的焦点。而梭罗去瓦尔登湖的时候，则全无名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去体验一种新的生活的。
他们两人都是热爱自然的人，但两人热爱的方式却并不相同。卢梭爱的是某种精神意义上的自然，对自然风光，他有一种精神上的狂喜，而且含有很强的自我解放意味和浪漫化的词句：
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大自然才能向我展现它永远清新美妙的景色。染料树的金色和欧石楠的大红色是那样的华丽，简直是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挺拔的树木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我身上，我周围的灌木和我脚下的花花草草，既赏心悦目，又能引起我的细细研究的乐趣。那些都美好的事物令我目不暇接，看了这个又那个，真是心醉神迷，好像进入了梦幻之乡。我一再禁不住地说，啊，所罗门在极其繁华的时候，也不如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那样美。
有这样一种理论，当一群猴子在一个打字机上乱敲，只要他们敲了足够多的次数，那么他们也可能能敲出一部可以媲美莎士比亚的著作。
不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已经足以表明，这种随机创作所需要的时间早已超过宇宙的年龄。因此，猴子们毅然抛弃了这种没有前途的创作方式，他们早已经发明出来一种更有效的创作方式，那就是进化。从一个垃圾堆里进化出一个能够思考的大脑，再去创造出一部莎士比亚，这明显是更有效的行为。
但是猴子们依然发现，制造莎士比亚的工作太过于费时费力，这是一种太过于精细……和痛苦的工作。他们到现在为止也只制造了不到十个而已，半成品和废品倒是不计其数，多到足以养活一个团的精神分析师。
显然，一种更有效率的呼之欲出。猴子们信任进化，从一个合乎逻辑的观点看，一个发达的大脑胜过一个不发达的大脑，一个更加高超的机器胜过简陋的机器，那么一个超过猴脑的机器能够创造出胜过莎士比亚的作品，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更多…)
昨天看了《华尔街》，一部八十年代的电影。这部电影故事讲的非常之好，结构非常紧凑，节奏非常明快。通常几乎没有一个浪费的人，没有一个浪费掉的背景，没有一个浪费掉的故事情节，看起来如此流畅自然，我们几乎不会对主人公的动机有任何的怀疑，主人公的举动如此地合乎情理。蓝星公司从一开始作为背景出现，然后再到作为主角推向前场，间杂着男主角跟老爸的闹翻，再到跟他老爸和好，和主角的幡然醒悟。整个故事有着近乎完美的结构。
但是其实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具匠心的布局。这种看似的自然来自作者的精心，每一个人物都有其作用，甚至连一个被辞退的业绩不佳的业务员，也被用来和主角的腾达来做衬托。
可能大部分人没看过这部电影，那么我举一部大部分人都看过的电影，就是我不久前看的……《泰坦尼克号》。故事的叙述同样非常精彩，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上流社会的 Rose 爱上了底层社会的 Jack，最后如何两人缠绵而最终一人挂掉。但是故事人人知晓，而讲故事的手段却并非人人熟悉。只要不是琼瑶小说里的人，一般都会知道两个处于完全不同阶层是相隔得多么遥远，要想把故事说得合情入理，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排除冰山、沉船、大钻石这些常见的罗曼蒂克元素之外。故事从一开始就在做背景交代，一方面是性格叛逆，一方面是空有才华，期间的每次发展都有其理由。举一个简单的剧情来说，Jack 要去参加上层社会的晚宴，但是他没有晚礼服，那是不行的，这时候，但是倘若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借他礼服，那肯定瞒不过观众。这时候就事先交代一个肥老太太出来跟 Rose 的妈妈来斗嘴，而被鄙视，然后肥老太太赌气的成分来把 Jack 推向前台。这显然也是作者的交代。在电影里面老太太斗嘴在前，借礼服在后；但是在作者的构思中，则是借礼服在前，老太太斗嘴在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线索式叙事。
(更多…)
感应结社是游戏《异域镇魂曲》里的一个派系。这个游戏里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派系，有类似佛教的万亡会，有类似诺斯替的神明非神会，有类似天朝的和谐会，还有混沌党，无政府主义者……大部分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他们的组织。在其中只有感应结社是游戏中必须加入的。不过，这也确实是我自己想加入的派系。
这是他们的宗旨介绍：
感应结社的人相信累积各种感官的体验可以更了解多元宇宙（multiverse，相对于 unverse, 龙与地下城的一个设定）。对于一个感应结社的成员来说，想要了解一碗汤最好方式是亲自去观察它、闻它、品尝它，体验各种感官接触到汤的感觉。他们致力于开发各种感官经验，并且鼓励成员以各种方式交流彼此的感官体验扩展自己对多元宇宙的体验。交流感官体验的方式十分多样，从说故事、戏剧、绘画、雕塑等各类艺术到感知石等等都有。感应结社成员聚集的场所在游戏异域镇魂曲中有猛烈智慧欲望妓院(Brothel For Slaking Intellectual Lusts）及人民大会堂（Civic Festhall）这两个地点，两处都散发出一种类似学院追求知性的气氛。
猛烈智慧欲望妓院是游戏里一个交换故事的场所，我曾经想以此做我 blog 的名字。不过考虑到这个游戏的流行度不算高，这个名字也许会让人有意料之外的理解，所以也就算了。在游戏里，这个地方是人员最为混杂的地方，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每个人交流他们的故事。
这个世界太大，大复杂，每个人又是如此地不同。我很想知道每个人是怎样的，每种感情是如何的，那么多奇特的故事和那么多奇特的人，是多么值得去了解啊。似乎我自己看的电影，听的音乐，看的书，大部分都是因为有人说他们是如此如此之好，你如果放弃了这些将会是如此地可惜。不过，确实可惜的是，很多体验是矛盾的，你不能同时做唐璜和图勒王，忠贞和放荡都是一种体验，也许都是值得一过的，但是却是不可能同时拥有的。因此感应结社注重交流他们的感觉，交流这个世界上如此不同的诸种感觉。对于我们来说，就只好在故事里为迷娘感动得泪流满面，然后继续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是这样越走越远，忽然发现其实自己所能拥有的仍然是一，而不是多。一个人理解了复杂，那么他就远离了单纯。
感应派系所热衷的不仅仅是情感，还包括智力上的乐趣。曾经有一个时代，文艺复兴的人们不仅有着漫无边际的好奇心，他们也拥有几乎无上限的自信心。“人能做他想做的”，这样的豪语对于我们是多么遥远。那个时代已经远去，我们不过是做我们能做的。突然有一天，发现漫无边际的好奇心并无漫无边际的个人能力想匹配。确实有很多东西是我想知道，但是再给我五百年也未必能够。其实，我也只想知道一下，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在现在，有太多想学而不能学的东西了，数理逻辑，量子力学，Lisp，小提琴……太多想学的东西了。不过转念一想，其实我们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能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已经是够幸福的了。
翻一本译著的时候，一般都会留意一下译者序或后记。这里面不仅会有一些著作和其背景的介绍，往往也会有一些关于翻译过程的说明。如果碰到有什么困难的话，译者也多半会说明一下，说不定还会控诉一下翻译之难，感慨一下翻译之不可能。不过，再不可能的翻译也毕竟还是翻译过来了。无论是多么难以转换的双关妙句还是形形色色的文字游戏，译者或笨拙或巧妙的译笔，终究还是将其变成了汉语。阐释学的三重诅咒已经完成了两重，最后一重，就留给读者吧。
在这时候，译者在诉苦的时候，往往也交代一下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作者的博学是如何让译者费尽头脑的，文字癖爱好者的文字游戏究竟是用原文来表达，还是用汉语重新发明一下的，还有俚语谚语拉丁语方言的处理诸如此类问题的处理。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译者对自己的翻译理念的介绍。
严复提出信达雅的标准以来，似乎没有人对此有过特别的反对意见。如果以此三点来画一个三角形的话，那么译者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在这个三角形里保持最佳的平衡。而译者在不同的领域，往往会有不同的倾向。简单地来说，文学作品的翻译，有时候是雅达信，学术著作的翻译的要求一般是信达雅，而极端点的宗教经典的翻译，则对信有特别的需求，常常近乎转写(transliterate)，甚至诘曲聱牙之在所不惜。佛经的翻译还是圣经的翻译，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古兰经则压根认为是不能翻译的，中文译本只是帮助你理解而已。而不同的领域也自然有不同的翻译要求，用佛经的翻译手段来翻译小说，绝对是自讨苦吃，而用翻译小说的方法来翻译学术著作，则自然更是灰头土脸。因辞害意自然是不好的，但是在小说和诗歌里，就有着更大的通融度。甚至是同样在小说里，以形式为主的作者诸如乔伊斯，和以内容为主的作者诸如茨威格，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不同的待遇。
但是，究竟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翻译结果，总得首先有一个评论标准。在不同的人那里，往往所看到的东西也不同。例如译者和读者，就不大可能相同的见解。我想问的就是，翻译的好坏究竟由谁来考察？
以前看许渊冲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的时候，非常反感的就是这个人太喜欢自吹自擂，自吹自己的妙译。他用诗体将中国的古典诗词译为外文，在镣铐下跳舞也颇有成就。但是我想，他忽略的最大问题就是，他本人绝非是评价他译笔的最好人选。他的翻译具体如何，暂且不做评价。出于文化背景和知识体系的不同，一个词在译者那里所唤起的形象，未必能让读者感同身受。至少就我自己来看，他自己构想的双关往往让我觉得莫名其妙。你以为的妙译，当需要他的解释我才能明白；至于他一些词汇，他自云既保持了中文里的音韵，又保持了在外文里的节奏，但是我想，一个读他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的外文读者，是绝对不会自己想到在中文里的双关的。更何况过度的音韵，则常常更让人油滑。因为书现在不在我手上，我在这里就先不引用了。
译者往往以为自己是最能评价译文的好坏，因为合格的译者自然是通晓原文，也能够理解原文的。原文的质量自然是有作品本身的声望所保证着的。译者担心的，只是自己文笔和学识。我常常见过译者自承文笔拙劣不能完成他的理想，但是我很少见到译者对自己的翻译理念有过怀疑的。每个人都对翻译应该是什么样子都有着十足的信心，只有对自己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有所怀疑。
但是我发现，有时候一个坏的翻译理念，往往更能糟蹋一本书。例如不久前我翻完的那本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里面的翻译让我觉得甚为无语，一本讲罗马的历史书里不停地出现太守、水师提督、都统（事实上这三者即使在中国也不曾同时出现过）……诸如此类的名词，还有罗马时代的公爵，西方语言里的韵母和声母这样匪夷所思的东西。译者叫李稼年，我没搜到他的其他资料，似乎是一名翻译经验并不丰富的译者。我不能说他的翻译有多大错误，因为我没读过蒙森的原文，我甚至不能肯定他在文中刻意保持的一种略带古典的文风是不是蒙森原文所有的。但是勿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译文给我这样的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让人怀疑这样的文章如何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绝非是孤例，在我所读的译本里，诸如此类的过度”归化“（鲁迅语）的译文比比皆是。译文中，这种熟悉感和陌生感究竟应该保持到何种地步？一个简单的例子，凯撒翻过卢比孔河的那句名言: Alea iacta est(The die has been cast)，是翻译为孤注一掷呢？还是直接地翻译为骰子已经掷出？读者群是否有足够多的西方文化的背景来理解这句话，或者干脆地在注释里解释上？凯撒的另一句名言 Veni Vidi Vici，则没有太大的疑问，因为这句话已经在中文语境里赢得了足够的认同。
译者不会绝对不考虑读者，但是译者所考虑的读者有时会与自己所想象的读者并不相同，大部分的翻译都是给没条件接触原文的读者的。一个接触过原文的读者跟一个没接触过原文的读者，面对同样的文字，也自然会有不同的想象。一个译者应该自己多读读其他的译作，而且是放开原著的译著，多体会体会适应那种翻译的语气，倘若自己也觉得难以接受的话，那就请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翻译作品更多的是给译文读者所读，而绝非是给原文读者所读。
伍尔芙在《普通读者》里谈到，最有资格评价那些作品的，应该是那些普通读者，因为他们免去了教条的毒害，而又有足够的教养和经验来做评价。那么我想，这也同样适用于译作上，评价一个翻译好坏的仍然是那些普通读者。他们既有足够的阅读经验，能够理解翻译所带来的不适应感，又能够足够欣赏另一种文风，同时免去形形色色的理论的毒害。每个原文的读者都更愿意夸大原文的不可翻译性，大谈特谈“诗不可译”这样的的问题。我自己就常常以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样的诗非常非常之难翻译。但是倘若一个普通的非中文读者确实借助一个出色的译文和适当的想象，来完成了这层看似不可能的理解，那么我只能认为，翻译确实完成了它的任务。译者绝对不应该代替读者来做判断，原文读者也不应当代替译文读者来做判断。
每位译者有着自己的不同的理解。傅雷的翻译一般被认为是良译，他的标准是，一个好的译著当使读者认为作者就是用译文的语言来写作的。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绝非是唯一的标准。至少在钱钟书那里这个标准就不一样，他在论及翻译的时候，说好的翻译当如媒婆，给读者看了之后，还让读者浮想联翩而宁愿去不辞艰苦地找原著。换言之，傅雷以为，翻译之于读者，如同盲文之于失明者；而在钱钟书那里，翻译之于读者，如同眼镜之于近视者。不同的理念绝对导致不同的翻译结果。钱钟书自己似乎没有大块头的翻译，但是在他的著作里引用的外文的零言碎语的翻译都十分准确且流畅。《七缀集》里的那个兄弟偷金的故事的几个翻译，对其中不同文风的精准把握，绝对是大家风范。
目标的不同也自然要求手段的不同。理想的译者，应该如同理想的诗人那样，能够自如地掌握不同的文风，在对待不同的作品的时候，甚至是不同段落的时候，能够自如地行动在其中。在准确、易读、优美……这些美德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诸如华丽、简练、繁缛、整饬……这些风格之上，也许确实会有一种超越风格的风格，a style beyond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