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听·读

一点个人意见，欢迎拍砖。只针对文科。

学术和思想的联系过于明显，不想多谈，这里只想说分歧。思想和学术的最大区别也许在于一个是个体性的，一个是群体性的。你可以一个人思想，但是你不能一个人做学术，你的工作必然要能为他人所用。因此，与思想不同，学术更多地是薪尽火传的事情，一个人和他的作品的重要是用他的工作对后人的帮助来谈的。

一般来说，读某书一般有两个原因，一种是因为他有影响，一种是有帮助或者说是有用。有影响的作品无所谓喜不喜欢和好不好的问题。你可以不喜欢哈贝马斯，你可以不喜欢福柯，你可以选择。但是你不喜欢柏拉图是件无意义的事情，你总得读他，你认为他是一个三流或者一流的哲学家并不重要。柏拉图的声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身后的「一长串注脚」建成的。

学术试图消解思想的张力，试图把思想给归纳到一个体系之中，总想让一切工作都变得可以继承，可以铺垫。

但总有那些超出了这一体系之外的人，譬如卢梭，譬如尼采，他们的工作可能作为学术的价值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尼采在写《悲剧的诞生》之后，他的老师（谁我忘记了）极为反感，认为这是一个为瓦格纳做颂歌，认为写出这样的作品的人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已经死了。但是，今天大量的人读它，研究它。因为它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事件，尼采对于二十世纪的影响太过于巨大。

而那些既没有影响，也不能被直接继承的工作或思想，则被自动忽略。那些有影响的人的无影响的工作，也被忽略。

比方说马克思，从学术角度来言，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存在的。或者更严格地来说，他只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而存在的，因为他的经济学著作对于后来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影响不大，对今天的学生几乎毫无意义。因此，读马克思的更多地是研究马克思的人，而不是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人。而作为预言者和社会活动者的马克思，几乎只被历史学家研究。

再比如说卢梭。除了在政治学之外，卢梭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影响者而存在的。因此，如果是研究政治的，那就是《社会契约论》，研究教育学说史（而不是教育）的就去读《爱弥尔》的，研究康德的人也许也会研究《爱弥尔》之于康德的影响。《新爱洛伊斯》只被那些研究文学史的人研究。而只有研究卢梭的，才会读这些全部。

学术往往倾向与追逐那些「正确」的东西。一个完美的学者的应该是：他的工作被继承，他的名字被纪念，但是他的个人被忘记，就像物理教材里面大把大把的常数、定理、单位一样。阿伏伽德罗的因一个常数而被纪念，但是他具体的工作已只被同行记住。一个完美的学者所做的工作应当都是那些「正确」的工作。例如，世界是不是有限的？学术上的荣誉不属于那些回答了是和否的人，而属于那些详尽地罗列了所有的回答的人。

在我看来，学术是群体性的事情，因而也是一件「有用」的事情，可能会很艰苦，也是个职业，职业的意思就是说它也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思想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直接的收益，而且恰恰相反，很多追逐思想的人往往在生活上穷困潦倒。

国王生了重病，御医束手无策，一道命令被传下来，要召唤一名诗人。国王以冷酷而著称，有人说国王爱好诗歌，但又有人怀疑一个冷酷如斯的人怎么会爱上诗歌？国王拥有这个国家最大的图书馆，还在太子的时候就以博学而闻名，而每年添加进图书馆的书籍就像是田中的麦穗，还有人说国王就是迷恋在这些书籍中而始终不理朝政。

战战兢兢的诗人地来到了深宫里面，国王召唤诗人来到他的花园里。花园里载满了奇特的花朵，这些花朵不像是鲜活的，而像是采自某个波斯挂毯中，花园的布局让诗人想到了一个罗马的庭院，花园里的亭台让他想到隋炀帝的一座高楼，当来到国王所在的亭子时，国王正背对着他。诗人偷偷地抬眼看了国王一眼，与诗人的想象不同，他看起来并不垂老，甚至可以说是年轻，也许三十岁，也许四十岁，而且看起来并不像生病的样子。太监表明了诗人已经被带到后就退下了，庭院里只剩国王和诗人。

国王开口了，他的声音的冰冷让诗人想到冬天里某个冰冻的湖面，「你看过那些美如群星的花朵吗？」国王不待他回答，就自行说到，「你们什么都不曾看过，最美丽的花朵只能在诗歌的想象中。」

诗人垂首帖耳，并不敢应对国王的发话，国王依然没有转过身来。

「我没有读过你的诗歌，可是我不用读就知道你写过了哪些东西。」国王顿了顿，「你们歌颂的永远是类似的题材，我只要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诗人，但是我不需要看，每次预知后都是一次索然无味的告知。这个世界让我觉得平淡无味，我们所遇到的都是平淡中的平淡。」

诗人没有做声，因为国王并不是发问。

「当我还是太子的时候，我就读诗歌。我曾以为我的王妃会乘飞毯从天而降，会像满月一样照亮我的生活，我还想到了那些月下的庭院，星光下的海滩，还有那些低声呜咽的森林，草原上会有羚羊满群。可是我面对的是宰相的女儿，她就像路边的野草一样普通，而我被告知在婚礼上必须要保持严肃的仪表，我们的新婚生活就像这些奏章一样乏味，我的失望如同坠入深谷的鸟儿。从那一刻我知道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平淡，诗歌让现实生活黯然失色。」

国王转过了身，诗人用余光瞟了一眼国王，国王的面容让他想到一朵枯死的栀子花。

「我也读史诗，那些兴盛而又消亡了的国家像星辰一般地罗列在天空，当盲歌手在宴会上吟唱那些伟大的英雄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些年轻人眼睛闪烁着跃跃欲试的表情，他们总相信未来，相信自己会更伟大，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我已经不再年轻，大臣们的阻扰已经磨灭了我所有的雄心，邻近的国家他们只知道民众的生活和那些千篇一律的幸福。更何况我知道即使征服了比亚历山大更广阔的土地，我也只能被看做那个疯子的另一个不成功的效仿者而已。这个国家里每天被杀死的只有数千死囚而已，他们所犯下的无非是杀人、抢劫、贩卖假币，这些乏味得如同陈年饼干般的罪行。」

国王停顿了一下，他的嗓音依然冰冷，略微的颤抖让诗人以为这是一点点兴奋。

「你看，」国王指向了花园外一个路过的妇女，「她的悲伤写在脸上，身边病重的孩子告诉了悲哀的原因。这可怜的母亲不会知道美狄亚，她曾经亲手杀死了他的儿女们，只为了复仇，她也不知道中国的武皇帝，对权力的渴望让她自己杀死自己的儿女。曾有一万个诗人悲恸过丧子的母亲，每个人的悲恸都足以让这位母亲的悲哀相形见绌。她可怜的世界只不过被局限在她的周围的数十人，她不会知道吕底亚的国王克罗诺斯，他曾经以财富著称，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女们被杀死的时候，他连哭泣都已经不会了。」

诗人的表情依然掩盖在他低垂的脑袋之中，国王并不理会诗人，继续他的独白：

「我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我是作为暴君而被暗暗诅咒的。但我并不缺乏怜悯，我也并不缺乏慷慨，可是我的慷慨又怎么能比得上那些伟大的君主。纵然我想一天慷慨一天残酷，但是这不过为暴君的名声添上一笔而已。甚至我去做一个暴君也缺乏想象力，我总不能如同土耳其的苏丹那样，砍下他们的脑袋，只为我来欣赏颈部肌肉的悸动；或者如中国的纣王一样，剖开踏冷水的人的腿骨，来看他们是否与众不同；或者哪怕我杀死所有的人，也不够来垒成帖木儿的骷髅金字塔。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国王，他们做过各种各样疯狂或残酷的事情，而我再努力，也不过是在这个列表上添上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

「诗让这个世界太过于沉闷、无聊、乏味、冷淡、枯燥，这个世界的所有价值都已经被诗歌所磨灭。看看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些什么，我们所将要面对的都已经被面对过，我们所写下的已经被反复写下，我们所歌咏的曾被无数次歌咏——对于这样的世界我无所留恋。」

诗人依然战战兢兢一言未发。国王并没有期待对方的反应，诗人的沉默和国王的滔滔不绝，形成一个威严而庄重的对比，国王想起了很多这种对话，他想到了一个精巧的二重奏，一方的沉默和一方的失语构成一个严酷的问答，国王又想到了面对呼喊而缄默不语的诸神。

「是你们，正是你们这些诗人，你们写完了世界的所有可能性，让这个世界变得平凡而无趣。」国王的声音略微提高，但是依然安定而不动，「所以，我决定，焚毁我国的所有的诗歌和书本，让之前所有的诗歌统统被忘记，把一个全新的世界还给我们的后代。」

国王又叹了口气，他的焚书让他想到始皇帝，也许又是一个拙劣的效仿而已，他欲终结时间，而他不过是释放想象。

当然，这个努力不免归之于徒劳，禁令实行后的第三个年头，革ming就发生了，愤怒的臣民们冲进了宫殿，卫兵们也迅速倒戈。不过，这一切早已在国王的预料之中，他精心铺设的大红的地毯预备着掩盖他自己的鲜血，他的表情如同面对高卢人的罗马元老一样严酷，但是叛民的行动就像乱草一样涌过，缺乏真正革ming命的热情而只像是一场例行公事，谁也不曾注意国王的面容。当国王被杀死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倒下如春天被农夫砍倒的杉木，在这一刻他想到的是他之前无数的被杀死的国王们，埃及的、亚述的、罗马的、拜占庭的，他又想到了被刺杀的凯撒，被砍头的查理——「这可真是一个平淡而缺乏新意的世界。」

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继续生活。就我们所知，那位诗人最平庸不过，他的诗歌连一首都没能流传到今天，他仅仅作为国王故事的一个配角被记录在史书的最边角，而国王本身也没有被人们记住太久，只是作为一系列诗人国王和尼禄、宋徽宗、路德维希一样被记在陈旧的书中，让位给那些更疯狂、残酷、血腥的故事。

前两天因为写《索拉里斯》的评论，就多看了一些跟俄罗斯相关的东西。说实在的，看得越多，我越深入，我越是觉得没有把握，越是觉得难以捉摸，写到最后我自己都完全糊涂掉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传统里那么偏执地追逐某个东西，也更难以理解为那种浸在骨子里的忧郁。我试图将塔可夫斯基的追逐解释为当时冷战的背景和前苏联的重压之下的抑郁，甚至愿意理解为感伤，但是我知道这无论如何也很难成立。有时候就想干脆地套上一个“不可理喻”的帽子算了。

我自己对俄罗斯了解也不多。因为历史的原因，实际上曾经有过一个阶段，我们很多人对这个北方的庞大的国家有着相当的好感。我父母是教师，我家里曾经有过一大堆苏联题材的儿童小说，从小对苏联的印象就是健康的爽朗的，而美帝则是糜烂的腐朽的。但是渐渐地慢慢这个帝国的形象逐渐浮出水面，那个美好国家的印象逐渐让位给红警里面那个打着大大的庞大的镰刀斧头 logo 的邪恶红色帝国。

当然，俄罗斯的气质和苏联的气质也不大一样。至少在苏联下，东正教的活动是大大受压制的，而这也是俄罗斯传统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今年来东正教活动复苏，东正教大牧首重新获得崇高的地位，而且话说总觉得几年前叶利钦治下的所谓“民主”的俄罗斯不那么回事，跟民族气质不合。似乎俄罗斯总得需要一个沙皇才看起来正常点。

在苏联之下的俄罗斯军工体系成就非凡，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着实让人难以理解。比方说造米-25的时候，他们造不出抗3倍马赫时高温的材料，然后就不用铝，直接上钢材；造图-95的时候，涡扇发动机技术不过关，于是他们就在二战之后造了个古里古怪的螺旋桨飞机，简单，粗暴，有用，俄罗斯的军工给我的印象就是傻、大、粗。俄罗斯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也同样简单粗暴。一个民族数十万人整体地迁移，这种事情大概也只有俄罗斯才能坐做得出来。在历史上的俄罗斯，似乎从来不知道武力之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于俄罗斯音乐的最初印象来自老柴，也曾经喜欢过一阵子老柴，为那个“如歌的行板”所打动，还有《天鹅湖》，《胡桃夹子》里面美丽的旋律，但是后来却发现神经质得难以忍受，我甚至到今天都不知道柴可夫斯基能不能代表俄罗斯音乐，可是他毕竟是最有名的俄罗斯作曲家吧。哦对了，还有拉赫玛尼诺夫，很多人也是为之发狂，但是听得越多，依然是难以理解这种浓浓的惆怅来自何方？

曾经也读过屠格涅夫，契诃夫，蒲宁……这些作家都有着迷人的一面，话说，这帮人可能还算是好懂一些的，但是等追溯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就发现这种反思罪恶的传统真的完全让人吃不消，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我依然还是得承认，他们毕竟还是十分迷人的。但是稍微深入之后，就发现他们的坚固的内核难以深入，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

在塔可夫斯基的《乡愁》里面，主人公看到他的意大利女翻译在读一本俄罗斯诗集，一本翻译的诗集，诗人直接说，扔了它。你不能从翻译中读懂俄罗斯。这似乎是在说，俄罗斯是不可能被他人理解的。

我曾经将俄罗斯理解为重压之下的无能为力，我曾经将其理解为奴役和被奴役的束缚，当然无论如何这是极为浅薄的理解。毕竟俄罗斯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我对他的历史所知甚少，就我自己所进行的极为浅薄的尝试，我只能感觉到十足的无能为力。

俄罗斯有层出不穷的诗人，音乐家，但是没有具有影响力的大哲学家，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俄罗斯本来即不是用以理解的，而只能用来体验的。

然后又想起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面最后关于俄美两国终将支配世界的预言。托克维尔当然不可能遇见到苏联，甚至也未必能遇见到比他稍晚的马克思的力量。他的预言出于一个更为基础的考虑，两国的力量一个来自奴役，一个来自自由。但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一个误读。

一般来说，我是不会去怀疑《史记》写作的动机问题的，虽然有很多私密性描写，诸如两人密谋，诸如一人独叹，后来批评的人也很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妨理解为装饰性的修辞，例如项王临死时的表演，有则增色，无亦不伤害文章的结构。这些话后人当故事看也可以，不信也无伤大雅，反正项王之前的事情已经够牛逼了，不差这么一点。

但是有的故事的修辞则不仅仅是装饰性的，这种故事往往影响整个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太史公自己的观点是在后面的太史公曰里面的，但是有时候在故事的叙述里，也会夹杂这样的判断。举例来说，武安君白起死的时候，太史公给他的安置的临死独白是：

秦昭王与应侯髃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我这里说是太史公给他安置的，是因为这句话无疑又不大能找得到印证的。但是这句话的褒贬安置得实在是太过于明显，实在让人怀疑起他的动机。他那个时代，文学和史学本来也没分家，道德上的训诫和文学上的修辞本来也分不清。太史公无疑是很不高兴白起乱杀了那么多人的，但是他并不直接地批评，而是让白起自己说了这么一通话，这样道德褒贬并不显眼，却因是当事人自己的悔过而更为有力。

如果是确实太史公自己编造的话，那自然是极为危险的，但是这又如何呢？我们可以找到隔着亚欧大陆的另一位普鲁塔克的话：不同于药汤，一个故事或真或假，并不怎么伤害，一个故事的道德寓意则更为重要。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个人赋予文字的力量未必全然地意识到。

当然，今天已经不大可能有这种私人化的历史写作方式了，即使个人叙史，也得尊重一整套的学术规范，不能肆意为之。但我想现在人假若模仿太史公的这种方法，来作太祖本纪的话，也许可以是这个样子的，我的文言学得极差，莫见笑：

太祖之孙，或称弱智，人多讥之，太祖坐起于棺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此，六零之岁，民三千余万，皆因孤而死。天不绝孤，亦仁矣。”遂复卧。

当然这样是乱力怪神了，有点因果报应的意味在里面。不过更早的《左传》里的故事里，类似于此的衔环结草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故事其实也不少，《左传》的要旨是“敬天畏民”，但是他怎么敬？还是通过天道来。太史公作《史记》的动机，那篇《报任安书》里已经写得够明白了，但是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叔齐列传》的那段长长的太史公曰，也同样可以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前言，他先是质疑了一通天道：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嗳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说到这里，如果是同样质疑天道的话，也许可以再模仿太史公，让我们的当事人可以这样说话：

周文正公上表请发余粮以济众殍，太祖不许，周又进，以天道说之，太祖默然，良久，乃曰：“岸英之死，亦天道乎？”周不敢言，乃退。

当然，这种叙述只能存在于我们的 YY 之中。继续司马迁。中国古代缺乏西方传统中对他世的追求，但是这不代表中国古代的人们不追求死后的东西。《左传》里就说了所谓立德立言立功，这些都是不朽的东西。同样，对于太史公来说，这种道德上的寓意，保存在史书之中，同样也是不朽之事，他在下面这样说的：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大概从这里，即可看出他作此书的动机，既要把那些过去了的人和事记下来，也要把那些道德评价给记录下来，让那些本会腐朽的东西，摆脱对不朽的焦虑。

这两天重看了塔可夫斯基的《索拉里斯》，顺便把莱姆的原著也找来看了。200年索德伯格翻拍的那个也看了，不过除了温情脉脉之外，对任何深入性的东西都未做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我的评论也只限定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和莱姆的小说。有人赞美这是最好的科幻电影之一，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相当好的电影，但是未必算是最好的科幻电影。虽然这是一部好电影，而且涉及了标准科幻题材，太空站、宇宙飞船、未知的星球，但是好的科幻电影并是涉及了科幻题材的电影，而是问了真正的科幻问题的电影。

剧情并不复杂，索拉里斯星球上的航天站出了点事故，飞行员克里斯·凯尔文去探明原因，到那里的时候发现了种种诡异的事情，驻守的三名科学家中，跟他最熟悉的吉巴里安已经自杀身亡，另两名科学家也都神神叨叨，不知道在折腾些什么。而凯尔文自己也遇上了种种莫名的问题，并且遇到了他已经死去了十年的妻子。后来发现航天站上的其他人或者其他类人体，都是索拉里斯星球大洋扫描了他们的大脑皮层之后派出来的实验品，最后在扫描了凯尔文的大脑点图并且发向大洋之后，大洋停止派出了新的试验品。莱姆的妻子也采取了行动消除了她自己的存在。

在莱姆那里，小说一点都谈不上晦涩，wiki 的第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Solaris 探讨的是： the ultimate inadequac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species. 其中的逻辑也不复杂。在我们的大部分科幻电影和科幻著作中，我们想象中的外星生命都是人形和类人型，或者至少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心灵，或者其他的可见的形状。但是外星生命为什么要是这样？在语言方面，姜特德的《你一生的故事》中的语言已经够复杂了，然而最终还是被我们所理解。而在在莱姆那里，这种智能体直接就是大洋，甚至连地球意义上的生命都不一定能算，因为不能复制和繁衍自己，这点超出了大部分科幻的想象，而到最后，我们跟大洋也没能建立起任何有效的沟通方式。小说里大量地叙述了人类对索拉里斯的研究，并且成功地杜撰了一门索拉里斯学出来，上百年来人们为这个问题反复地争论，然而到头来不过是为这种沟通的不可能性徒然添上一个注脚而已。

在塔可夫斯基那里，电影要复杂得多，除了人性、爱，这样常见的塔可夫斯基命题之外，电影里涉及了几个科幻故事中也常涉及的命题，例如人和非人的关系，这正是菲利普·迪克极为热衷的话题，《银翼杀手》从头到尾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在塔可夫斯基那里就是一笔带过，未作更多的探索。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在小说那里，小说问的是这种人根本的局限：

“我们要解开宇宙之谜，我们就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就是说，我们做好了忍受寂寞的准备，奋斗的准备，也准备殉道和死亡。出于谦卑我们没有大肆声张，但我们有时确实再想，我们很了不起。然而，这不是事实的全部，我们所显示的这些意愿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我们根本就不想征服宇宙，我们只是想最大限度地延伸地球的边界。某个星球有可能完全是沙漠，就像撒哈拉一样，另一个星球可能被冰雪覆盖，就像南北极一样，或者是热带景象，就像巴西的原始森林一样。我们博爱且又尊贵，我们不想征服其他人种，我们只想向他们传播我们的价值，并作为回报，接受他们的全部遗产。我们自认为负有交流的神圣使命，一种骑士气概。这又是一个谎言。我们寻找的是人，而不是人以外的世界。我们没有人以外的世界的世界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是人自己的镜子。对其他的世界我们无从着眼，摸不着门道。我们由这个世界而来，也窒息于这个世界。我们想寻找按我们的样式理想化出来的图像；我们寻找一颗星球，寻找一种文明，比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文明更完美，我们希望再其他星球找到的，是以我们的蒙昧过去为原型的东西，它也许已进入更高的进化阶段，但它也一定是基于与我们文明中一样的进化原则。可是另一方面，对那些我们不能同意的东西，我们就会奋力反击，最后只剩下我们从地球上带来的纯粹地球的纯粹美德，人类的英雄主义的功德碑！我们就是受这一道德的指引飞到这里，我们到了这里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是另一方面，当真理显示出来时，我们却要隐瞒真理，我们不能忍受不同于我们的真理！”

而在电影里，这段话变成了：

“…在这种情况下，庸才和天才都是一样的毫无价值，我们没有兴趣征服宇宙，我们想把地球延伸到宇宙的边界，我们不知道怎样处理其他的世界，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世界，我们需要一面镜子。我们一直在为接触而努力，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上，我们陷入了一个愚蠢的人类处境，为了一个他害怕的目标挣扎，为了一个他不需要的世界而费劲心力。人类需要人类。”

这两种基调完全不同，虽然同样是从斯诺口中说出，但是在莱姆那里，这是一种我们的局限的悲叹，小说的结尾也是这样的一种无能为力，面对神秘莫测的索拉里斯大洋，我们完全不能理解。而在电影那里，电影的结尾更加神秘莫测，大洋的孤岛上克里斯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们甚至不能明白这究竟是现实还是大洋的幻境。当海若转向了那副气势恢宏的《雪中猎人》的时候，整个电影的基调也就开始从外转到内，从我们与他者世界的关系转向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也是另外一个略带点科幻色彩的《潜行者》所涉及的问题，是塔可夫斯基自己极为热衷的问题。

在面临他者的时候，我们需要不需要外部世界？正是在这点上，小说和电影给出了两份完全不同的答案。

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神秘莫测的索拉里斯大洋不过是面镜子，用来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这个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塔可夫斯基实际上是在重申了那个古老的命题：“人，万物的尺度”。我以前写过一篇《为什么读科幻》，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因为我们毕竟是人，我们不可能超出我们自身来思考。小说也毕竟不得不用人类的语言写成。

但是，很多出色的科幻作品总是在扩展我们以往的定义，在面临他者的时候，都在反思我们作为人自身的局限，相应地，也在扩展我们作为“人”的概念，一步一步地颠覆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而问题是，塔可夫斯基审视的我们自身，绝对没有超出一个西方甚至是俄罗斯的视角。他并不是把这个概念扩展得更广，而只是钻得更深。当海若长久地凝视《雪中猎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这只是某个特定文化的产物，其他的元素还有巴赫的音乐，勃鲁盖尔，丢勒，安德烈·鲁勃寥夫的画。就是说，塔可夫斯基一点没有试图去掩盖他自己的文化背景。这可恰恰是一个科幻题材的作品所千方百计地避免的，大部分科幻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会想尽可能地摆脱作为某一个个体作为某个特定文化产物的特征，因为科幻更多地把人当作一个种族来看待。

在塔可夫斯基看来，我们连对自身的探索都未完成，怎么能去飞向太空？塔可夫斯基过多地把我们束缚在此时此地。他继承了俄罗斯思想的反思传统，同时他又是一个生活在冷战时代的人，在他看来，我们的文明的毁灭绝非是危言耸听，因而他的忧虑完全可以考虑。但是有意思的是，冷战时期也恰恰正是科幻的黄金时期（不是科幻小说史意义上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的科幻作家们拥有惊人的活力和想象力，后来科幻的题材里，以文明毁灭为背景的题材也太多了，Matrix, Fallout, 基地，等等等等，在这些故事里，我们现文明的毁灭绝非是世界的终结，甚至是另一种新文明产生的基础——无论是更好活更差。大部分科幻都有着不同程度乐观主义，人在探索的时候是绝不会缩手缩脚的，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也终是一往无前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俄罗斯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区别之一。

塔可夫斯基自己对这部电影的评论：

我觉得影片具体呈现了“意识”这一概念，它得到了很好的表达。问题在于，影片中有着太多伪科学的招数。轨道空间站、器械，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深地感到厌烦。在我看来，现代的、科学的东西象征着人类所犯的错误。现代人过于关心物质性发展以及现实的实用性的一面，他就像一头食肉动物，只知道索取，从而使得人类对超验世界的兴趣消失殆尽。今天的人类就像蚯蚓一样：一条吞食泥土的小管道，身后留下的是一小堆一小堆的泥土。假使某一天他吞食了整个大地，使大地因此而消失，那么我们不必感到震惊。如果飞入宇宙使我们远离了首要问题——思想与物质之间的和谐，那么这一行动能有什么用处？

事实上，莱姆对塔可夫斯基的这个改编也极为不满意，虽然两人在拍摄中做了不少的沟通，但是依然缺乏最根本的认同，电影里的探索几乎完全是内在的。科幻的外衣几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抛开这个外衣依然成立。那段著名的失重30秒，也未必比《镜子》里的那段悬浮更能动人。其他的一些反复出现的意向，突如其来的大雨，反复地在《镜子》，《安德烈·鲁勃寥夫》里出现，这些影像都更让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而不是一个常见的科幻电影。

最后，我总觉得库布里克应该是这本小说最好的改编者。小说里面描写的壮丽的红色日出和蓝色太阳升起的时候，一下让人想起了2001一开始极为著名日出，小说里面描写的变化莫测的大洋的景观，又让人想起2001里最后穿越星门的那段神秘莫测。我想，如果真的有人能把莱姆的探索和描写给具象化的话，那一定是库布里克。库布里克既不缺乏图像上的想象里，也不缺乏对科幻问题的真正理解。而小说的终极主题，和2001里最后的那个星童的寓意有着殊途同归的感觉。不过遗憾的是，库布里克似乎是涉足了一个题材之后就再也不会涉足第二次的人。

西方人喜欢在永恒后面加上个说法，说永恒与一天，eternal and a day, 安哲的一部片子即以此为名，再比如一千零一夜，一千之后总要加上一天，以排除这种单调感。但是倘若把这个永恒和一天看成是对比的话，同样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话题的。

Vermeer 的画常常被人称作有人像的静物画，无论是倒牛奶的妇女，还是读信的少女，都有种几乎难以言传的静谧感，即使是总是在运动中的人物，还是运动中的牛奶，他也能营造出一种永恒的气质出来。尤其为甚的是，甚至在他的风景画中，即 The View of Delft 里面，也有一种非常迷人的永恒的特质，很难想象一副风景画，也能营造出这种宁静的氛围，而在其他地方我们几乎再难寻觅。

但是当我长久地注视着这幅画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虽然这幅画有着永恒的气质，但是实际上这却是暂时的，这幅画所现的瞬间实际上是 Vermeer 在一瞬间所把握住的。我们姑且不论当时的 Delft 的运河上的繁忙的船队实际上不允许这幅画中的静谧的场景的出现的，我们也不论他刻意营造的人物的站立，我们只谈画中的阴影。

在这种城市题材的风景画中如果缺少了人，就会显得有点刻意为之和呆板。如果要是把人物画在前景中，在阳光下难免要留下长长浓重的阴影，这样就带来了一种动感，就会破坏了这种静谧感，但是如果没有阳光而是阴天的话，那么这幅画的基调就会显的有点阴沉，这更与画风有点矛盾。

Vermeer 的处理方法非常有意思，他将这幅画画成了一个多云的天气，让一朵云彩正好处于在前景的上空处，使前景都处在阴影之中，但是远处的 Delft 的新教堂以及其他的建筑却依然在阳光之中，阳光的变化带来一种运动的感觉。这样，整个画面的基调虽然仍然是静谧，但却不乏动感。 这个手法我们在 Ansel Adams 的摄影中也可以见到：

即是说，永恒仅仅存在于这一瞬间，在那一刻，让我们确确切切地感到了永恒的存在，但是，当一阵风吹来，吹散云彩，阳光即洒满大地，Vermeer 变身为卡纳莱托，Delft 变身为威尼斯；而一旦乌云继续积蓄，山雨欲来，Vermeer 又成为丁托雷托，画风就会充满了戏剧感。但是恰恰在 Vermeer 这里， ephemeral 和 eternal 就这样并排站立，永恒和一瞬这样鲜明地对比。

这么说来的话，反倒是 Levitan 得那副直接冠以 Eternal Peace 的画更具永恒感，云彩在天空动荡不安，但是宁静的小屋在运动的对比之下，有着辽阔而宽广的视野，却显得如此宁静，仿佛云卷云舒都与此无关：

让人想到《大师与玛格丽特》里的对白：

“他看过了大师写的书，”利未·马太说，“所以便请求你把大师召到你这里来，并赐予他安宁。难道这点事你这邪恶之灵还难办到吗？”

“无论什么事我都不难办到，这一点你很清楚。”沃兰德回答说。他沉默片刻，又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带他到你们那个光明世界中去？”

“按功德他不应得到光明，他只配得到安宁。”利未·马太的声音中含着几分伤感。

“你回去转告他：我可以办到。”沃兰德回答。这时他的一只眼燃起火光，又说，“你马上离开这里吧！”

大师动荡不安的灵魂在这一刻如此地富于安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