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记得三十二分五十八秒前飞过我眼前的那只鸟儿的形状吗？
这个时间已经无意义，因为在我写字的时候，这个时间已经飞去，已经是三十三分，已经是三十四分。也许时间也无意义。
二十八年后，你还能记得那片枫叶的形态吗？当我试图用手指触碰它的时候，它在风中轻轻摇摆，恰当地而温和地避开了我的冒犯。
你还记得那个姑娘的神态么？她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在绿荫满地的校园里推车走过？
你还记得三十四分二十秒前飞过我眼前的那只鸟儿的形状吗？
我原来以为，回忆像是一片水池，蓄积着我对未来和过去的想象。其实就算是水池，那也是一片雨中的水池，一滴雨水落下，激起一片涟漪，然后转瞬破碎，更多的雨点落下，水面如繁星落下的大海。
它更像是河流，更像是波浪，更像是梭机。
我眼前飞过的人和物如星如沙，在这流转之中，不变者又在何处？
觉者，我很困惑。我有很多问题想问，而我又是如此地不确定。
汉口路门口不远处，蹲着一个卖个人诗集的，看起来迟钝且木讷，自己印刷，看起来很粗糙，题名已经忘了，旁边的牌子上写着，十元一本，作者签售。我抑制了两秒的好奇心，从旁边走过了。
这可能和很多人眼中的诗人形象相近，胡子拉碴，目光迷离，或者是长发飘飘，在酒精的的帮助之下，忽然诗兴大发，写出自己都不自知的词句。曾经，因此坚决拒绝别人才子的称呼，让我觉得自己属于一个不被认同的人群。
曾经有很多时代，生活比今天要困苦得多，可是却没有今天在长江下游的城市群里常见的压抑和劳碌。人们为生活所奔劳，却依然能在田间高歌。很难想象有一个诗歌可以同台竞技的时代，我们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偏偏有很多个时代，诗人们登台竞技，以一个简单的命题，来歌唱国王的伟业，桂冠诗人得到四处人民的欢迎。
而今天，我们可以谈歌德，谈但丁，谈费多西，谈荷马，谈奥维德，可以谈他们的生活，谈他们的时代精神，谈不同时代的人的不同心灵，冷静得如同学术分析一般。
我们可以谈典故，谈修辞，谈隐喻，谈暗示，谈格律，谈头韵，谈抑扬格，谈十四行诗，谈一些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手法和技巧。
我们还可以谈一些瑰丽的比喻和想象，可以谈葡萄紫的大海，玫瑰色手指的黎明，火炬般的太阳──可是这些简单的抒情一旦由我说出，如同石头一般，让人觉得沉重而笨拙。
我们也可以谈一些迷离的情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已经微微迷茫了的我们，又或如灯下和泪的美人，轻吟浅唱，让人为之低回──却在这个时代有着可怕的荒谬。
我们可以尽情地如哲学家那样谈论诗歌，可以谈诗歌的意象迷离，用犀利如手术刀般的语言，来重新谈论大地的诗意，筑居的我们，但是他本人却必须是清醒的。就像柏拉图一样，一边嘲笑着诗人们的不自知，一边自己如诗人般地精准且抒情。
我们还可以谈诗人跟世界的紧张关系，谈诗歌如何消解这种关系，还可以谈一个失语了的人，如何在无声的情况下来注视着天空，没有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能够来唱出一个时代的迷茫。
思绪如同山洞中的蝙蝠，一个念头起来，千万个念头带起。语词的沉淀让每一个字都有着难以消解的重量，带着他们身后的千万个人愁苦和欢愉，留给我们的踌躇和犹豫，难以忘怀，一个压抑的人，是写不出飞扬的诗歌的。
我们自己与自己的紧张，与世界的焦虑，对自身的不满，自己对世界的不满，我们与我们的紧张，你的陌生，我的冷漠。
我只能谈诗歌，而不能写诗歌。
同网络时代的其他流行词一样，这个词不知在哪天突然冒了出来，然后得到铺天盖地的欢迎。大家忽然发现，这个词特别适用一种行为，而在指责一群人特别有力。“逼”这个字意指女性生殖器，至于从何产生现在这个意义，我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为了避免不雅，就说装B，或者装13（我很晚才明白为什么说装13），或者干脆就直接说装。
这个词用来形容一种行为，大体而言就是不懂装得很懂，没有钱装得很有钱，没有文化装得很有文化。这种人肯定各个时代到处都有，只是网络时代特别流行。因为所谓网络上谁也不知道你是一条狗，Google Baidu 的存在又让硬性知识的积累价值大减，让装逼的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各种论坛的存在，使得侃侃其谈无比容易，即使你几乎对各个领域毫无所知。蒂博代还曾说过批评家评一本没看过的书有时比较心虚，而在今天，谈论一本没看过的书，评价一部没看过的电影，都简直是易如反掌。
我以前曾说过我很讨厌这个词的，一种行为、一个事物，被一个词固定下来之后，那么它的流通速度也大大加快，同时这个词也似乎是传染性的，一种行为为人们所熟悉之后，甚至往往形成一种风气。
但是我也无能为力改变这种风气，只是略作陈述。装逼者的气势往往很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藐视一切，最容易的就是打击别人所珍视的，这往往让新手胆怯，不知所措，感觉什么都说不上话来。不过自打这个词问世之后，很多新手就恍然大悟，开始明白对手只是“装逼”，于是一句装逼扔回去，立马将火力平息一半。但是装逼者自然会反反装逼，可以变得更加高深莫测，于是装逼者和反装逼者的军备竞赛迅速升级，互相对轰，拼得已经不再是知识，而是火力。
在心理上，一个装逼者的心态也许只是虚荣，或许只是满足一下优越的快感；但是，当火力升级之后，为了维持进一步的虚荣或者说是面子，就进一步地走向装逼。就好像一个被称为sb的，如果只是在尽力地证明自己不是 sb，那么只会让他更像 sb；而一个装逼者被炮轰时的最佳选择也不是证明自己没有装逼，而是更装逼。
我无意罗列各种各样的装逼行为，这个已经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装逼指南作了很好的归纳了。自从归纳出了这个现象之后，大家奋力揭发自己心目中的装逼，归结为一本本手册。不过这个游戏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意思，玩到后来就越来越无趣了。而且这种指南特别容易暴露作者自己的底线，看看作者自己以为的装逼是什么，很快就容易判断出这个人的档次了。
如果不仅仅是文艺方面，而是从广义上的话，无疑福塞尔的《格调》是很好的读物，不过这可能也是被误读得最多的书之一──实际上福塞尔的原意在于讽刺中产阶级恶趣味。要想把握得更好的话，我个人见解，阐述得最好的，应该还是那本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有闲阶级论》，凡伯纳从理论高度来阐述了虚荣何以之为虚荣，装逼者为何而装逼。某些红色贵族们倘若读过这本书，都该立马升级装备。
有这样一种理论，当一群猴子在一个打字机上乱敲，只要他们敲了足够多的次数，那么他们也可能能敲出一部可以媲美莎士比亚的著作。
不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已经足以表明，这种随机创作所需要的时间早已超过宇宙的年龄。因此，猴子们毅然抛弃了这种没有前途的创作方式，他们早已经发明出来一种更有效的创作方式，那就是进化。从一个垃圾堆里进化出一个能够思考的大脑，再去创造出一部莎士比亚，这明显是更有效的行为。
但是猴子们依然发现，制造莎士比亚的工作太过于费时费力，这是一种太过于精细……和痛苦的工作。他们到现在为止也只制造了不到十个而已，半成品和废品倒是不计其数，多到足以养活一个团的精神分析师。
显然，一种更有效率的呼之欲出。猴子们信任进化，从一个合乎逻辑的观点看，一个发达的大脑胜过一个不发达的大脑，一个更加高超的机器胜过简陋的机器，那么一个超过猴脑的机器能够创造出胜过莎士比亚的作品，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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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结社是游戏《异域镇魂曲》里的一个派系。这个游戏里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派系，有类似佛教的万亡会，有类似诺斯替的神明非神会，有类似天朝的和谐会，还有混沌党，无政府主义者……大部分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他们的组织。在其中只有感应结社是游戏中必须加入的。不过，这也确实是我自己想加入的派系。
这是他们的宗旨介绍：
感应结社的人相信累积各种感官的体验可以更了解多元宇宙（multiverse，相对于 unverse, 龙与地下城的一个设定）。对于一个感应结社的成员来说，想要了解一碗汤最好方式是亲自去观察它、闻它、品尝它，体验各种感官接触到汤的感觉。他们致力于开发各种感官经验，并且鼓励成员以各种方式交流彼此的感官体验扩展自己对多元宇宙的体验。交流感官体验的方式十分多样，从说故事、戏剧、绘画、雕塑等各类艺术到感知石等等都有。感应结社成员聚集的场所在游戏异域镇魂曲中有猛烈智慧欲望妓院(Brothel For Slaking Intellectual Lusts）及人民大会堂（Civic Festhall）这两个地点，两处都散发出一种类似学院追求知性的气氛。
猛烈智慧欲望妓院是游戏里一个交换故事的场所，我曾经想以此做我 blog 的名字。不过考虑到这个游戏的流行度不算高，这个名字也许会让人有意料之外的理解，所以也就算了。在游戏里，这个地方是人员最为混杂的地方，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每个人交流他们的故事。
这个世界太大，大复杂，每个人又是如此地不同。我很想知道每个人是怎样的，每种感情是如何的，那么多奇特的故事和那么多奇特的人，是多么值得去了解啊。似乎我自己看的电影，听的音乐，看的书，大部分都是因为有人说他们是如此如此之好，你如果放弃了这些将会是如此地可惜。不过，确实可惜的是，很多体验是矛盾的，你不能同时做唐璜和图勒王，忠贞和放荡都是一种体验，也许都是值得一过的，但是却是不可能同时拥有的。因此感应结社注重交流他们的感觉，交流这个世界上如此不同的诸种感觉。对于我们来说，就只好在故事里为迷娘感动得泪流满面，然后继续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是这样越走越远，忽然发现其实自己所能拥有的仍然是一，而不是多。一个人理解了复杂，那么他就远离了单纯。
感应派系所热衷的不仅仅是情感，还包括智力上的乐趣。曾经有一个时代，文艺复兴的人们不仅有着漫无边际的好奇心，他们也拥有几乎无上限的自信心。“人能做他想做的”，这样的豪语对于我们是多么遥远。那个时代已经远去，我们不过是做我们能做的。突然有一天，发现漫无边际的好奇心并无漫无边际的个人能力想匹配。确实有很多东西是我想知道，但是再给我五百年也未必能够。其实，我也只想知道一下，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在现在，有太多想学而不能学的东西了，数理逻辑，量子力学，Lisp，小提琴……太多想学的东西了。不过转念一想，其实我们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能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已经是够幸福的了。
我出生在冬至点后二十天后，因而属于摩羯座。有人说从星相学角度来说这似乎是我属于那一类比较呆板的人群。不过，我不信什么星座之类的东西。但是因为周围的人信这个的太多了，耳濡目染，总是会受到一些东西的影响。没办法，连个百合都给你标上个什么摩羯座射手座的标志。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人只有十二种人格类型，而且星相学本来就不仅仅只考虑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还要考虑五大行星的位置诸如此类的东西。鉴于我自己不搞这一套，就不多说，免得献丑了。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整天很热衷这玩意？我坚持认为，这些是小女生的痴迷。如 Sheldon 一样，我坚持认为一个人对这些东西的爱好，证明了这个人属于那种爱好八卦爱好乱力怪神爱好灵媒的那一类人，而不能认为这个人属于什么土象性格之类的东西——我总不至于认为一个人出生在冬至点后二十天就注定要整天很抑郁吧？
就像《周易》一样。我坚持认为周易里面的大部分预言凶吉的东西都是鬼话，我绝不认为拿几个草签就能算出来人的吉凶。不过我认为周易里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对我来说，它的价值在于：首先作为一个文本，它极好地记载了三千年前的人的想法——即所谓的六经皆史；其次对他的不断阐释也构成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壮观的景象；最后，他本身也确实有些所谓“朴素的辩证法”的东西，例如“羚羊触藩，不能退，不能进”，总是让人若有所思。而这些东西经过后人的放大和阐释，而更加深邃而难解，但却总是清晰可辨。正如同一个汉代砖刻上的图纹母题(motif)，经过反复地变奏，即使出现在千载之后的人民币上，依然让我们感到温暖和亲切。
这些是我后来看了一些宗白华的文章意识到的。他对周易里面卦象做了一些美学解释，例如“绘事后素”和“贲”卦的关系，错采镂金繁复缛丽和“离”卦的关系。这些简单的品质的对立，构成了后来美学评价的基础。而周易里关于凶吉的相互转化，如“否极泰来”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观点。玄乎点，用斯宾格勒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文化的基本象征。我认为，虽然里面的东西充满了乱力怪神等等诸如此类严重不可靠的东西，但是倘若像真正理解我们的文化，就必须理解周易。其他的古老的文本也具有类似的重要意义，例如古埃及的《死者之书》，印度的《梨俱吠陀》，波斯的《阿维斯塔》等等。
而且这类文本的一个先天性优势，就是他永远不会成为陈词滥调。因为它们很古，它们很原始，它们是被引征者而不是引征者，它们是最初的文本。他们因为修辞的贫乏而更加有力。当他们说“大哉乾元”的时候，那就是大。
扯远了，继续扯星座。同样地，我从来不认为星座本身能会预示人的命运之类，我坚信使群星歌唱的不是地上的有朽的躯体，而是那计算的规律。但是我还是认为，对星相学的阐释，构成了西方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此进行探索，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它还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甚至是文学阐释。而 Hermes 后来即成为阐释学的标志。其他一些神话也构成他们阐释的基础，尼采拿两个神祗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作为两种相对立审美标准的象征，而弗洛伊德则告诉我们俄狄浦斯情节。
类似地，我也是在一本谈文学的书里面意识到这点的。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备忘录》里面谈到他在一本星相学的书里面，墨丘利(Mercury)和伍尔坎(Vulcan)的对立。这也是两种品质的对立，前者是变化多端速度的，而后者是专注和单一的。这是一种象征，前者的人群迅捷而有速度，后者的人群缓慢而有力量。他们也是继承了他们上代神的品质：
乌拉诺斯主宰延续性不明显的“精神循环”的时代，和萨图恩主宰以孤立的自我中心为特征的“精神分裂”的纪元。
我不懂精神分析，没办法分析这其中的关系。卡尔维诺继续说“我对墨丘利的崇拜也许仅仅是一厢情愿，水星型气质只是我想成为的东西。我是一个梦想成为墨丘利的萨图恩，我写的东西反应了这两者的冲突。”这会让人很多人觉得有所感。最后他说：“要记录墨丘利的冒险和变形，就需要伍尔坎的专注和技艺。”
我深有同感，将此奉为我的箴言——这也许说明我确实有点摩羯座的性格。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我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网下。不要跟我说什么一认真就输了，中国文化里讲究的是盖棺定论，倘若明天出门我被车撞死了，你们可以直接指着我的棺材说：“看，这里躺着个只知道认真的傻逼。”既然我还没死，就不要先忙着跟我说输不输的鬼话。
第二个，关于为谁而写作，这个是跟为什么而写作是分不开的。管风琴在这里有极好的论述，让我吃惊的是，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我在这里在上面的基础上补充我想说的几点。我认为：即是是为自己而写作，也不可能是在忽视读者群的情况真正为自己而写作。
我从04年初开始写 blog，正好是跨越了我大部分的大学时间。之前的 blog 我一篇都没删除过，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想一下子清空一下，但是始终忍住了。有时候我看我之前的文章觉得蠢得可笑，自己看着都脸红，虽然短短的五年，但是期间的起落大概只有我自己知道了。看着自己的东西，也就像是看着一面镜子，看到了曾经的我。这也是建立在认真的基础上的。倘若我自己不认真的话，那根本谈不上对照了。一个习惯了对自己说谎话的人，大概也就慢慢会习惯把谎话当成自己。
有人以为不考虑什么功利，随心所欲地写就是了。太可笑了，等哪天到达了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欲规”的时候，再来说这话吧。连自己的笔都掌握不了，还谈什么随心所欲？真以为苏轼那些看似随意的随笔都是随随便便就能写得出来的？那也是在磨练了数十年之后才能达到的境界。想到哪写到哪，不过是为自己的散漫找的借口。
关于文字和思想的关系，我之前在《修辞的力量》里面已经说了一些了，语言/文字和思想绝非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有人以为思想和语言是隔绝的，好像大脑里的思想就在这里，然后就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就是了。差远了，人不可能脱离语言而思，而语言只有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才有意义，你用的这些词难道都是你自己创造的？常常是与其说是你在说语言，不如说是语言在说你，不精确、模糊地使用一个词，这个词反过来就伤害到你的思维；一段话说得模糊，只能是自己想得模糊。我自己从来不曾达到过令我自己满意的地步，包括这一篇。欢迎大家批判。
最后一点，给人乐趣与收益。这是贺拉斯的话，我奉为我自己的箴言。理由很简单，我自己看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我总是期待乐趣与收益，那么既然我假设我是为了取悦和我类似的读者群，那么我就必须是给别人乐趣与收益。
如果觉得以上的论述很傻逼的话，请抬头看看第一句话。
《X战警3》是我看过的弱智大片里最有意味的。在这里弱智的意思是千万不能思考，所谓一思考你就输了。对于喜欢的人来说就是好看，对于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好看。但是对我这等特别喜欢输的人来说，这个片子还是有点别的意思的。考虑到可能有人没看过这片子，先说一下故事。
故事很简单：一堆具有超能力变异人，政府研制出了一种可以使变异人变成正常人的药剂（讽刺的是，这种药剂的来源也是一个变种人，一个能使其他变种人丧失超能力的变种人），然后变异人就不高兴了，去攻击这个药工厂，然后跟普通人打起来了，正常人的武器自然就是这种药剂了——一种让他们变得跟普通人一样的药剂。
很难想象变成了“正常人”的这些变异人到底会怎么想，更像杨康还是萧峰？鉴于他们丧失了成为自我的东西，而且是以一种不可逆方式进行的。我猜也许更像杨康吧。这片子最让我，我的大脑在这时候一下子被堵住了，这种伦理应该怎么描绘？
这部片子要和另一部电影做一个对比会更有意思，那就是《生化危机》。这部电影讲的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故事：出于种种科学的和非科学的原因，地下冒出来一群僵尸，他们的最可怕之处倒不在于杀人之类的，而在于感染。凡是所有被他们所抓伤或者咬伤的人都感染成跟他们一样的僵尸——人变成非人。对于电影里的人来说，这是比死更可怕的。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僵尸们会是怎么看这个世界呢？
最有意味的是，我们在 X 战警里的角色，正是我们在生化危机里的僵尸的角色，僵尸们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他们”，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变异人变成“我们”。当然，僵尸们的地位自然是不能跟我们比的，谁让我们是人呢？我们自然不会考虑僵尸眼中的世界是如何的了。
这里也许有过度阐释之虞，这两部片子拍出来，明显不是让我们去思考什么僵尸问题的，这两个片子里的好与坏的区别是不用思考的——跟我们一样的就是好的，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坏的。正如《变压器》里面是帮人类在一起的汽车人才是好的，为硅基们考虑的霸天虎们就都是坏的。那么僵尸们眼中的世界该去何处寻找呢？
如果说在《生化危机》里我们对僵尸有着十足的优越感的话，那么在《人猿星球》里这种优越感就有点可疑了——我在这里指的是小说不是电影，电影是部垃圾。人到一个星球上，发现这个星球上更文明的是猿人们，而“我们”人类倒是更加可鄙的存在。当然这时候“我们”依然还是“我们”。与此类似而更深刻的，则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
《人猿星球》里，比我们更高级的终究还是跟我们体型类似的猿猴，而在《格列佛游记》里面，比我们更高级的则是与我们毫不相似的马，而与我们更相似的则是可怜的 Yahoo 们。斯威夫特在一大批爱尔兰作家里也许算不上最好，但他的敏锐的而带嘲讽的天才却是最刺耳的，他的书里充满了悲观情绪和绝望情绪，一个可怜的雅胡，对着谁都不是“我们”，他无法摆脱自己 Yahoo 的身份，但是却更无法接近更文明的慧骃们，所以他的悲剧结果就是远离了所有的可鄙的人类，这大概也是斯威夫特自己有点悲剧色彩的生活的写照。
比种族中心主义更顽强的只能是人类中心主义。所以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人工智能》里面，小男孩得到的最大的奖赏是，成为了一个正常人，让他成为了“我们”。至于机器人舞男乔，除了让他（还是它？）死掉，那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我一直在猜想假若这部片子由库布里克继续拍下去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无疑的是结局肯定会更冷峻的多。不过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探讨 AI 和人的关系。但是至少有一部电影这么做了。
这就是《银翼杀手》。在这里的当然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毕竟我们不大可能去描写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心智。虽然在小说里可行，但是拍成电影的话肯定没人去看。然而在《银翼杀手》里，“我们”和“他们”的差别忽然变得模糊了。在电影里机器人和人类的工具是一个叫 empathy box 的机器，测试者向被测试者问一些关于人类情感的问题，这个机器检测被测者的一些微小的变化，例如毛细血管的收缩，瞳孔的张大。
empathy 这个词比较难以翻译，一般会翻译做移情，有时也翻译为同情，但是都不准确。Merriem-Webster 里的解释是：
the action of understanding, being aware of, being sensitive to, and vicariously experiencing the feelings,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of another of either the past or present without having the feelings,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fully communicated in an objectively explicit manner.
大体来说，就是我们所具有的能够感到他人情感的一种能力，对我们来说是本能，对机器来说是计算。因为是直觉的反应，所以是机器很难模仿的。而恰恰在这部片子里，机器超越了这点，机器们也成了具有情感的存在。这使得这部电影里面的“我们”与“你们”的区别显得格外模糊，而这个电影最大的疑团莫过于到最后也没点名主人公的身份，不知道到底他究竟是“我们”还是“你们”。在这里面，究竟能不能感同身受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你们”。所以在《X战警》里，是把他们变成我们，而在《银翼杀手》里面，是消灭他们。
不知道是不是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在历史上，这类故事对于我们其实是不陌生的。
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糟糕也是最恶劣的词：“装逼”。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讨厌这种行为而不是词。不，我就是讨厌这个词，我不知道跟这种行为相比哪个更讨厌。
一个词远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声音、一个字符、一个比特。的确，首先是先有了某种行为，然后才有了某种相应的词，但是词也有自己的生命。当一个词被禁用，随之而来的即是“失语”的状态。在《一九八四》里面，要统治他们的国家就必须创造一种新语，并不是不准说“暴政”就没有暴政了，而是说当丧失了这个词之后，人民无法借助词和话语来准确地表达思想。同样地，一个词诞生了之后，好像也有了自己的生命力，一个观念或一个思想借此更快地传播。
而我认为这个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讨厌的，尤胜过另两个词。
我不知道“傻逼”和“脑残”这两个词诞生之后，脑残+傻逼的数量有没有增加。被指责为脑残和傻逼的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是脑残+傻逼的。当两方都掌握了这个词之后，语言暴力的升级就是催生越来越多的脑残+傻逼。——可是讽刺连我自己都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我还能指望从一个词上来杜绝这种关系么？
被我们称之为“装逼”的行为，当然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以前一般被称之为“虚荣”、“愚蠢的自以为是”、“矫饰”，诸如此类的。同样，装逼这个词诞生了之后，然后进而来的是装逼、反装逼、反反装逼……“装逼”者的行为不过伤害的是他自身。
恳切而徒劳地希望：不要装逼，装逼并不会遭雷劈，但是一个人只有对自己诚实才能获得灵魂上的解放；不要随便指责别人装逼，请相信他人的智力和诚实，相信别人的善意；不用反反装逼，一个词究竟还是一个词，对自己诚实了之后，是不要担心别人“装逼”的指责的——倘若觉得高尚和幸福，那就是高尚和幸福。
到这步还能怎么办呢？现在发现，即使在反对这个词的时候，我自己都在使用这个我极为讨厌的词了，还能如何呢？我能对这个词视而不见么？我只能保证我自己尽量地少用这个词。
另外，于此相应地，还有另一个词，这个词的意味更加不定，那就是“文艺青年”。这个词的在各种语境下的多重含义我就不多说了。可是这个词唤起的印象是什么呢？有几个人还能从正面地使用这个词呢？一个词的臭名昭著当然不会妨碍原来的人是什么，可是每次去碟店买碟的时候总得戴着种种当或不当的嫌疑。
类似地，另一个群体也许面临更窘迫的困境。“知识分子”这个词大概是上个世纪就已经沦陷了，“书生”一词可能更早一些，然后是“文人”，下面是“精英”，然后更恶劣的当然是兼有的“精英文人”。这个群体成了丧失身份的人，开始以形形色色的伪装来包装自己，用“老流氓”，“教书匠”……一些看似中性的词甚至是自嘲的词来尽量地淡化自己的身份。当然，还的配上更具杀伤力的“你全家都是”。
从一个词的使用上来扭转一个观念，甚而欲扭转一个偏见，自然是徒劳的。可是那怎么办呢？我爱好文艺，又是青年，说是文艺青年想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说是文人也沾点边，那么我就只好从自己做起，自称为“文人”、“知识分子”、“文艺青年”。
补充：
以上是描述，下面是托克维尔的论述：
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已经死去的语言一无所知，但可以随时到现在活着的语言中去借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之间不断往来，并在日益增加的互相接触中彼此随时仿效。
但是，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还是从本国语言中去寻求革新的手段。他们有时将早被人们遗忘的用语再拿来使用，或对某个阶级专有的用语加以引申而使它成为普通话。许多原先只属于某一派别或职业的专门用语，就这样成为一般的用语了。
民主国家改革语言文字的最常用办法，是对流行已久的用语赋予新义。这种办法非常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可以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但是，它却会对语言带来极大的危害。民主国家的人民在这样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时，有时会使原来的词义和新增的词义混淆。
一个作家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稍微离开原意，随后就这样修改词义，以使那个词汇更符合自己的目的。也会出现另一个作家，由另一个方面来理解这个词汇的词义。第三个作家可能对这个词汇另作新解。结果，由于既无一个公断人，又无一个常设的法庭能够最后确定该词的义意，而使词义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因此，作家们所表达的思想看来不止一个解释，而好象有一大堆解释，让读者去猜测作家的原意。
我们可以看到，天才的预见是多么地准确。下面托克维尔不无遗憾地说：
我宁愿让我们的语言充满中国语、鞑靼语或休伦语的单词，也不希望法语的单词词义混淆不清。
不幸的是，即是对于法语来说，也没能做到。例如 authentique 这个词在法语里的词义变化。
对于汉语来说，想想“天朝”、“tg”，这样的词，大概对于一万个人来说，有一万个不同的含义。
说到传统，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活的东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东西，一种一直在流变的东西；而非是一种死了的、需要我们去抢救、需要我们去悲叹的东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传统是如此地丰富多彩，需要我们去认识理解和发现。
传统可以死掉，可以复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传统本身也是一件被构建的，例如以色列的士师们之于一神教的传统，大阿尔伯特(Albert Magnus)之于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虽然亚里士多德翻译到西方只有三百年，但却好像他已经是开天辟地依赖的权威。”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不难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董仲舒之于儒家的传统，朱熹之于理学的传统，甚至在一百多年前，还有康有为试图“重建”“孔子改制”的传统。旧传统和新传统之间的分野，也许只在于他们的发展。
传统即使在他看起来被遗忘的时候，也是在起作用的。在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的时候，《大宪章》的传统在何处？但是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被搬出来。同样，孟子所说的“君轻民贵”，恐怕从来也没得到过任何程度的真正落实。但是每次当有人需要的时候，这句话总是一个最好的支撑。这也就是为何明太祖觉得这句话隔外刺耳，甚至把孟子排除在圣贤的行列之外的原因。
因此，要理解希腊，必须将其视为一项传统，而非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不从它的后继者这那里去理解。正如要理解中世纪，就必然要理解文艺复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世纪”是文艺复兴人创造出来的。首先这个词本身，就是由一个文艺复兴人——彼得拉克——创造出来的：当他们需要恢复辉煌的古代的光荣的时候，自然要把那中间的岁月称之为 Medieval——过渡阶段，处于他们的称呼，他们愿意直接跳过那过度时期，而直接与古代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对中世纪的理解，就没办法跳过他们来理解，你可以反对、可以赞成——但是你不能无视。即使使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这样看似中性的词语，都无法跳过去。
我们如果问希腊人什么是希腊？他们必然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事实上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希腊人，希腊是后人的创造物。就好象今天的我们，谁能说得清楚什么是中国？这并不是说他们对希腊的知识理解不如我们，而是说，我们所说的希腊只有对于我们所继承的部分来讲才有意义。
那么谁能代表希腊呢？是雅典的苏格拉底吗？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么？可是前者被雅典人判了死刑，他的行为恐怕也从来不为当时占主要人口的奴隶所知；后者被当时的文明世界视为蛮族，对一个希腊人来说，用亚历山大来代表希腊，也许就好像对于一个中国人，用契丹来表示中国一 样。
并不需要作为一个古典学者才能谈论希腊精神，就好象并不需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才能谈论历史，诗歌并不只写给诗人看，作曲家也并不仅仅写给作曲家听。对于不同人来说，有不同的希腊，例如教会中的希腊，例如萨卢塔蒂从拜占庭的手稿中发现的希腊，谢利姆挖出来的希腊，温克尔曼在希腊雕塑上发现的希腊，当然，还有“希腊人的希腊”，那么，究竟对我们——两千多年后的中国人来说，希腊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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