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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统与旧传统

说到传统，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活的东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东西，一种一直在流变的东西；而非是一种死了的、需要我们去抢救、需要我们去悲叹的东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传统是如此地丰富多彩，需要我们去认识理解和发现。

传统可以死掉，可以复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传统本身也是一件被构建的，例如以色列的士师们之于一神教的传统，大阿尔伯特(Albert Magnus)之于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虽然亚里士多德翻译到西方只有三百年，但却好像他已经是开天辟地依赖的权威。”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不难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董仲舒之于儒家的传统，朱熹之于理学的传统，甚至在一百多年前，还有康有为试图“重建”“孔子改制”的传统。旧传统和新传统之间的分野，也许只在于他们的发展。

传统即使在他看起来被遗忘的时候，也是在起作用的。在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的时候，《大宪章》的传统在何处？但是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被搬出来。同样，孟子所说的“君轻民贵”，恐怕从来也没得到过任何程度的真正落实。但是每次当有人需要的时候，这句话总是一个最好的支撑。这也就是为何明太祖觉得这句话隔外刺耳，甚至把孟子排除在圣贤的行列之外的原因。

因此，要理解希腊，必须将其视为一项传统，而非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不从它的后继者这那里去理解。正如要理解中世纪，就必然要理解文艺复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世纪”是文艺复兴人创造出来的。首先这个词本身，就是由一个文艺复兴人——彼得拉克——创造出来的：当他们需要恢复辉煌的古代的光荣的时候，自然要把那中间的岁月称之为 Medieval——过渡阶段，处于他们的称呼，他们愿意直接跳过那过度时期，而直接与古代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对中世纪的理解，就没办法跳过他们来理解，你可以反对、可以赞成——但是你不能无视。即使使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这样看似中性的词语，都无法跳过去。

我们如果问希腊人什么是希腊？他们必然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事实上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希腊人，希腊是后人的创造物。就好象今天的我们，谁能说得清楚什么是中国？这并不是说他们对希腊的知识理解不如我们，而是说，我们所说的希腊只有对于我们所继承的部分来讲才有意义。

那么谁能代表希腊呢？是雅典的苏格拉底吗？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么？可是前者被雅典人判了死刑，他的行为恐怕也从来不为当时占主要人口的奴隶所知；后者被当时的文明世界视为蛮族，对一个希腊人来说，用亚历山大来代表希腊，也许就好像对于一个中国人，用契丹来表示中国一 样。

并不需要作为一个古典学者才能谈论希腊精神，就好象并不需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才能谈论历史，诗歌并不只写给诗人看，作曲家也并不仅仅写给作曲家听。对于不同人来说，有不同的希腊，例如教会中的希腊，例如萨卢塔蒂从拜占庭的手稿中发现的希腊，谢利姆挖出来的希腊，温克尔曼在希腊雕塑上发现的希腊，当然，还有“希腊人的希腊”，那么，究竟对我们——两千多年后的中国人来说，希腊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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