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那个光速事件让不少人激动不已，似乎科技到了一个新时代。不过我真不觉得。之前阅读十九世纪历史，那才是激动不已的时代，那个是西方人的世纪，而且是真正的全面突飞猛进的世纪。今天人们要发现一个新元素既费力又激动，但是当时新的元素真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更别说伟大的元素周期表的编制了。光速的突破确实了不起，可是曾经有一个时代，真正伟大的理论不过几年十几年地就突破了。至于技术上的突破那就数不胜数了，比方说青霉素，外科手术的革命，火车，轮船，精确的计时……现在的人们大概只会觉得眼花缭乱吧。

倘若一个人出生在1900年，那么他小的时候，人们还在坚信比空气重的飞行器还是不可能；但是等他老的时候，他却亲眼见证了人类登上了另一个星球。所以五六十年代所谓的科幻黄金时代的小说，有一种迷人的气质，有一种无往不胜的乘风破浪的感觉，那个时代的人们真的相信2001人们会探索木星，他们鼓噪不安，他们认真地在地在进行很多探索，似乎地面已经不能让他们安心了。可是这种退潮也来的快去的快，80年代太空探索收缩，科幻小说也更多地转入对我们现有文明和现有生活方式的探索。

我们时代的人们，对着文明有着一种奇怪的信念，似乎永远不相信文明会衰退，就如Hazlitt所说，青年人永远不相信死亡。但是罗马帝国的衰亡对我的想象的影响是巨大的，文明的衰退不是单纯地来自外来的打击的，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些入住意大利的蛮族一开始是选择和继承了之前的生活方式的，维持了最初的民政系统。只是慢慢地，人们自动或者被动地放弃了以前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很多东西，建筑术，修辞，浴室……这些东西慢慢被废弃。农田不再有人收割，道路不再有人维护，我无法在根本上能够接受这一点，我无法真正体会当时人们的想法。

有很多科幻故事都是以文明的毁灭或者衰退为背景的，比方说《基地》，《莱博维茨的赞歌》，《迟暮鸟语》，电影里的Matrix，等等。衰落或者是来自一次巨大的打击，或者是来自某种慢慢的衰退。总之那些魔术般的技术统统不见了，复苏需要艰苦的努力。未来的人们也许终将复苏文明，可是以前的那个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是艰苦岁月，他们所拥有的不是富足，而只是希望。

因此我无法坚定那种文明注定不会消亡的理念。我是一个怀旧的人，即使是对于现在，我也要用一种怀旧的眼光来发现其美好，因为毕竟回忆可以看不到其中诸多的不美好。我常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真正乃是最好的时代，真正的黄金时代。以后的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巴掌大的设备拥有的计算能力，能超过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也无法曾经有一个时代，食物丰裕到不需要人们去努力就多得过剩；他们也无法想曾经有一个时代，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轻松地在一天之内穿越半个世界；他们可能更难想象的是，在这个时代里，很多人都不快乐。但是倘若那时候英语还仍被广泛使用的话，他们会发现，antebellum来是描绘那个时代最好的词汇。

这样的中国人经历过，且经历过不止一次，东晋士大夫好空谈，于是桓温北眺中原的时候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的说法王夫之继续。王夫之评论士气的时候说：「战国之士气张，而来嬴政之坑；东汉之士气竞，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气嚣，而召蒙古之辱。……《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各安于其所，而作人之化成。鱼乱于下，鸟乱于上，则网罟兴焉。气机之发，无中止之势，何轻言气哉！」

不过可叹的是，也许这就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所以下一步这就是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等到明亡之后，再次痛定思痛。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中国的士大夫究竟能不能承担王朝衰亡的责任，也许颇为可疑。但是用顾炎武说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在顾炎武看来，士大夫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面临的同样的问题。1940年的法国战败，这种战败在当时看来的惨痛要远比今天大得多，因为没人能够预料到5年之后的德国战败。在这严峻的时刻，布洛赫在书里提到他的一名参谋本部的同事哀叹道：「难道历史已经背叛了我们了吗？」戈培尔在五年之后问出了类似的问题，但是却是以一种更可怕的历史感：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历史女神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贪图钱财的妓女，一个只会崇拜人多势众的胆小鬼。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本身就可能是一位缺乏高尚道德的女人，她可能会认可的这个从战争的可怕的混乱中诞生的世界就不可能会有太深刻的理由存在。」

当然，历史女神并没有在40年背叛法国人，也没有在45年背叛德国人，她绝不背叛，只是带走。在1258年的巴格达，在1279年的崖山，在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在1492年的格拉纳达，她都没有背叛，只是带走那些并不认识她的人们。但是，为何历史总是不停地给人带来伤痛？布洛赫终于要回答他年幼的儿子的纯真而崇高的问题：历史学有什么用？布洛赫年轻的时候，大概也是如我们一样意气扬扬，从来不以这个问题为意的。但是老来却反问这个问题，其中的困惑可想而知：「当一个年迈的工匠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从事这个行当是否值得之时，他心中难道不会产生一丝困惑吗？」

因此，布洛赫用这个标题，为历史学辩护，Apologie pour l’histoire. 当然，辩护并不总是一种弱势的行为，就像苏格拉底的辩护成为了史上最著名的立场陈词一样，辩护也可以是一种强有力提出自己的立场和意见的行为。布洛赫的笔调庄严肃穆，拒绝任何「我们从历史中所能学到的惟一就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这样的轻佻的陈词滥调。他一开始就引用了一句纪德在1938年说的话：「当今之世已不容纯粹的娱乐，哪怕它是有益心智的娱乐。」38年容不下的娱乐，在40年战败的法国更容不下。任何一门成熟的科学都自有其本身存在的乐趣，作为一门娱乐的历史学当然自有其价值，但是在这个时刻，必须有更高的理由让其存在。而布洛赫给历史学找到的存在的理由是，历史学必须增进人类的利益。

历史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么？布洛赫的回答是：历史学必须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因为除此之外并无给我们的行动提供指南的途径。「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布洛赫拒绝任何娱乐化的游戏式的历史叙说，因为「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烦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

布洛赫的史观是，因为唯有通过整体才能把握细节。确实，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一门学科所有的分支，就是作大概的略览都不可能，但是布洛赫提醒我们记住，这是我们的局限，而非知识的局限。这时我们必须要如布洛赫一样地回答：「尽管罪不在我，但还是必须说，『我服罪』。」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法知道』这种话听起来总是不顺耳的。尚未竭尽全力进行过研究的人是不应该讲这种话的。」反之，用希尔伯特的话来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知道」，因为事情至关重大，我们无法为自己的无知辩护。非但如此，布洛赫还要我们「不仅拒绝谣传和卖弄辞藻的诱惑，而且要防止近代因习以为常而墨守成规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标榜，那才是更危险的毒素。」这大概也是年鉴学派的气势恢宏的叙史来源。也许在今天看来，布洛赫这种总体历史观毫无疑问地是过于庞大。但是，「无意义」绝不是任何可作辩护的陈词，布洛赫以一种近乎命令式的语气告诉我们：历史必须要有意义。

布洛赫在法国战败时候的问题和回答，对于今天的我们并不总是那么愉快。而且在当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再那么确定了。但是布洛赫的这种反思永不过时：我之所学，有什么用？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去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四百四十八个字。不多，也不少。

放在电脑里，占不到1KB的空间，不如一幅图的占用的空间多，将其展开来，现有最详尽的注释本也占不到10MB，不如一首歌占用的空间多。

这四百四十八个字放这里，你能读出来什么？假设人类灭亡，外星生命在一个硬盘的角落里，发现了这么不到1KB的信息量，能从中读出来什么？

好了，这是杜甫的《秋兴》，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下面你所期待的「之一」也显得太客套了，就不客气地去掉了。

请慢慢读，他当不起你的一扫而过，请慢慢展开，「一卧沧江惊岁晚」，忽然发现黄昏、秋末、晚年，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如此令人惆怅。或者我们想到了另一首诗篇，「岁月忽已晚」，前面的是「思君令人老」是怎样的淡然呢？再或者我们转向其他，在阿拉伯诗人那里，黄昏忧郁得让人落泪，秋天辉煌得让人心醉，那么一生的晚年又该是如何地让人惊起呢？

或者我们再看另一句，「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诗歌的节奏重而凝滞，那么，另外三首，这种同样低沉的结句是怎样的呼应？另一首「江湖满地一渔翁」，又唤起如何怎样的波澜？

再或者是「山楼粉堞隐悲笳」，「悲笳」已让人想到了《胡笳十八拍》，让人想到了悲痛，但是「隐」字却又淡化了这种悲痛，这种低沉的情绪他是如何控制得住的？但是下面更让我迷惑了，「已映州前芦荻花」，山墙的粉白和芦花的暗白，昏沉的夜色中他是如何区分出来的？或还是他根本即消失在这片暮色之中？

而到最后我更是被迷惑住了，「佳人拾翠春相问」，光这七个字已经让人欢喜无限了，博尔赫斯要看到一定要赞叹「春」「翠」「佳人」这些意象的叠加了，他失明的双眼会看到什么？春天的柳树，还是美丽女子的欢笑？

那么，为什么仅隔十四个字，就是「白头吟望苦低垂」？这种情绪的转换的是如何发生的？更别说之前的「彩笔昔曾干气象」的豪气，还有「仙侣同舟晚更移」的欢愉，但是欢愉中还要用「移」这个字来放慢这种节奏，让我们想到无限的追忆。我们要向前去寻找「每依北斗望京华」，北斗之下让他看到了什么，是「孤舟一系故园心」的令他牵念不已的京华？

你要慢慢读，慢慢读，我再说一句，他经不起你的一扫而过，你要浸在其中，直到你也消失在一个诗人、一个黄金时代、乃至一个国家的慢慢退潮中。

我曾读了那么些美丽的诗歌，赞美了那么些伟大的诗人，后来又拼命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上去发现美，到头来却转眼发现这些这些摇落精致惆怅悲壮的情绪，只在面前，只是靠得太近，我看不见而已。

维斯康蒂的《豹》里面，很多人都对电影里面萨利纳亲王的那句话印象深刻：“我们曾经是狮与豹，而取代我们的是豺狼与土狗。”这时我想到的是里尔克的《豹》：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舞会中有一段，萨利纳亲王一个人疲倦地在房间里踱步，这一刻我想到的就是这首诗，没有其他的念头，「他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缠得如此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有人说豺狼与土狗也没什么。确实，你没办法评价那种更好。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今天一种价值观已经取代了另一种，我们现在所有的是实用主义的功利性的资产者的价值观，而电影里的贵族所拥有的更多的是审美和荣誉的价值观，豹和虎的速度和力量即是这种价值观的代表。这种价值观浸透在贵族社会里的每一处，但是对我们却只是陌生——对于一个实用主义者，对于豹子的关心可能只是皮能卖多少钱。

两个时代之间的转型一般会很慢，往往是数代人的时间，在其中的人总是能感觉倒一些事件的发生，事件背后的意义他们未必能感觉得倒。但在某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种变化在一个漩涡里达到了顶点，在电影里这即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史诗片，例如《教父》里面两代人之间的差别体现出来的时代感。就在这个特定时空点，你几乎能亲眼目睹时代的变迁，目睹旧时代的死亡和新时代的到来，例如在影片所发生的1860年的西西里岛。

影片的第一个事件即是死亡，在花园里发现的士兵的尸体；第一句台词即是苦难，「在我们苦难的日子里」，来自他们所念祷的《玫瑰经》，这也奠定了整个影片的基调，直到那场盛大而华丽的舞会，贵族们重新活跃起来，好像旧时代又重新复活起来，但是在此中只有萨利纳亲王依然保持着冷静，电影里在书房中长久地注释着法国画家让-巴蒂斯特·格勒兹（Jean-Baptiste Greuze）的名作《惩罚忘恩负义的子女》，死亡却只是更近，他知道这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萨利纳亲王在整个电影里都无所事事，就像是一只静卧着的豹，但是他并不是脱离时代，他爱好科学，房间里摆了不少天文仪器，他守旧，对天主教的陈规戒律又有适当的嘲讽。最重要的是，他还有着远大的眼光，他意识到新时代的到来的不可避免，意大利的统一不可避免，他属于一个旧时代，几乎有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时间蔓延感，如萨义德所说，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浸在水中的巨人一样浸在时间之中。但是这种超时间感并没有给他带来稍许慰藉，用电影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跨越两个世界，在两个世界中都觉得不安。

他并不是唯一的不安者。比电影中时间早一年去世的托克维尔也有类似的感觉，他说，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未来的时代还未到来。他留下了一部《论美国的民主》，这部名著实际上是以他的贵族视角来论断的。一百多年前的他却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着精准的认识，他说这个时代的种种特征对我们并不陌生，例如身份平等，对哲学的轻视，对人类可完善性的期待，无数小的美德而少崇高和伟大。而一百多年后的我们隔着时空回望，却只是更大的疑惑。

贵族对于我们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东西。中国的贵族制在两千年前就不存在了，但在西方的历史上，从希腊罗马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贵族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今天的我们都没见过贵族，更没有在贵族社会里生活过。维斯康蒂的父亲是公爵，小说的作者兰佩杜萨也是贵族，但那个时代离标准的贵族时代已经远去了。很多人对贵族的了解要么是西方近代小说中的形象，或是又蠢又笨的只知道享乐的笨伯，要么就是一些有着莫名其妙骄傲的家伙们。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还能通过一些文字和影像，通过我们已有的经验来揣测我们所不知的东西。

有些东西可能很难想象，例如他们对仪容的极端在乎，电影里面的无数的细节，在下马车的时候耐心地等待仆人铺好，即使在最热的时候也不松开衣服的的扣子，在无人注视的时候点一根火柴也透着雍容，天生高贵者所拥有的那种威严的气质我们更难捉摸了，据说无人可以当得住路易十四的一瞥。而他们所在意的东西对我们更是陌生，用电影里的牧师Pirrone的话来说：“你所说的贵族很难捉摸，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他们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烦恼和喜悦创造出来的。那些你我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他们却至关重要，我并非说他们是坏人，完全不是。他们与众不同，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他们不会在意，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他们反而担心。”

或者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

“贵族制度国家的体制所固有的一些弊端和美德，与现代人的性格格格不入，因而不能传入到他们当中。有些良好的爱好和恶劣的本性，在前者看来是邪恶，而在后者看来却是合情合理的。有些思想是从一方的想象中自然产生出来的，但却被另一方的精神所排斥。这就好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样，各有自己的特殊优点和缺点，各有自己固有的善和恶。”

一个时代的变化了，其后的道德、价值也发生变化，随后的文学、绘画、音乐、诗歌也都会发生变化。就像光源变化了，影子也会变化。今天的我们可能只能通过文学，诗歌，绘画中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揣测一些变化了价值和其后的时代，就像通过影子的变化来揣测光的位置。当我们在细微地品味，我们仔细地研究风格的变化，研究说话的语气，研究绘画的笔法，然后有把握地说，贵族时代的人们绝对不会这样地看世界的。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变了。

大时代变化中的个体却不能如我们今天这般从容，踟蹰不前或是犹豫不定都是大忌，未来的时代只属于那些不知恐惧一往无前的人，这些都不是亲王所具有的品质，亲王在此中始终是一个不合时宜者，他对所有的一切只是感到厌倦，他只是注视着死亡的图画，陷入死亡的意识——

这本书也恰恰是第一本世界通史著作，由一个非历史学家来完成，这也并非偶然。西方近代历史当时专业化分工已经相当严重了，没有几个专业历史学家能让自己的名声放在这样的一本谈不上学术的著作来考验，而 Wells 免于这种名声上的忧虑。全书没有一个明显的理论支撑，没有任何「现代化」或者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理论框架，只是粗略地提出了一个「意愿的共同体」和「服从的共同体」这样的大概理论，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拿掉对全书的结构也不产生太多的影响。而且，这也恰恰是这个书生命力顽强的一个原因，因为如钱钟书论述，理论的大厦常常倒塌，再也住不得人，唬不得人了，但是其中的零砖碎瓦却依然可以为后人可用。

他的观点你不必全然赞同，例如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这种强力人物的轻视，对马基雅维利的粗暴的批评，这些你都不必同意他。还有他的一些看法你可能不是很容易理解，例如他对人类野蛮的彻底痛恨，对罗马仇视迦太基的痛恨，对老加图的「一定要毁灭迦太基的」的痛恨，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他在一战之后写作，那时西方两个强国正处在极其仇恨的对立之中，我们即可以理解了他的这种感情。

世界各文明在 Wells 书中分布不均匀，对西方的历史介绍得太多。对一个中国读者来说，最不能满意的是，中国的东西太少了，简直让人怀疑他是西方中心主义。但是 Wells 对他知晓不多的东西说的不多，也不会如他的前人那样胡说八套一通。有人可能对他书中对中国汉字的歪论而不满，不过那个是傅斯年的观点，而作为五四领军人物的傅斯年，思想之激进可想而知。而且，Wells 有着世界公民的观念，有着一个世界国家的理想，他由衷地欣赏中古基督教世界一家的理念，并且对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表示十足的敌对。

书中始终贯穿对教育、对智力、对进步乃至对整个人类的信仰，浸透着写科幻的人常有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处处可以见到洞见，而且文笔优美，可以见到他对人类崇高和优美事物的热爱——而这两者都已经离我们今天的社会比较远了。

请不要用当代「学术」的角度来挑剔，虽然在史实的角度上也经得起推敲，但是其中的一些理论早已过时，例如日石文明的理论。但是过于挑剔只会丧失极大的乐趣，书中也没有多少原创的理论可以算得上学术上的贡献。为了展示一下 Wells 的魅力，摘抄一下我手边笔记上的其中的话，请注意这些并不具有代表性，只是我手边所能找到的而已：

「文明在历史上是一件那么新颖的东西，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它又是那么局限于一地的东西，以致它得征服和同化我们大部分人的本性来适应它的需要。我们中间多数人讨厌它的陈词滥调和繁文缛节，游牧的素质勃然而起。我们只是半心半意安家守业之人。我们血管里流着的血液即是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上酿成的。」

「十八世纪是一个喜剧的世纪——到最后它变得冷酷无情。不能想象十八世纪中叶那个世纪可以产生一个拿撒勒的耶稣，一个乔达摩，一个阿西西的弗朗西斯，一个伊格纳修斯·罗耀拉。如果人们可以设想一个十八世纪的约翰·胡斯，但是也不能设想出任何人有足够的激情去把他烧死。」

「伏尔泰的理想，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文雅的世界的理想，再这个世界中人们——是指优秀人物，其他的人都不算数——对残忍、粗野或者狂热感到羞耻。」

「如果读者们看一看维也纳会议所绘制的欧洲地图，他将会明白这次会议几乎像是有计划地引起当地人民的最大愤怒。」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这种文字的魅力也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套书强大的翻译阵容，请看：吴文藻, 谢冰心, 费孝通……这些名字对本书的翻译品质做出了足够的保证。

与我们想象中的轻佻欢快的维也纳不同，这个城市一开始是作为一座堡垒，一座前线城市而存在的。奥地利在德语里是 Österreich 意指东部帝国，而维也纳则是这个东部帝国的最前线的堡垒，从这张从布罗代尔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里面的图可以清楚地看出，维也纳背靠阿尔卑斯山，面对多瑙河，与喀尔巴纤山遥遥相对，用麦金德的话来说，「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维也纳一次次地承受着来自马扎尔人，蒙古人，突厥人的冲击。

1683年维也纳围城战，尤金亲王和索别茨基在城下大破土耳其大军，这也是土耳其军事辉煌的天鹅之歌，从此维也纳解脱了他对东部草原的最后负担，不过，与此同时的是，哈布茨堡家族在解除了他东部的威胁之后，也开始地慢慢地走向了下坡路。但是历史上常见的一个景象，文化上的发展往往迟滞于政治经济的发展，维也纳从此成为了不再担负军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地位也逐渐不再重要，它作为文化城市的地位却逐渐发展起来。

维也纳迎来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是我们所熟悉的贝多芬舒伯特的维也纳，作为音乐之都的维也纳，这是对所有音乐爱好者们都不陌生的维也纳。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说，这样的一个黄金时代一个即已足以让它青史留名，但是维也纳不止一个黄金时期。德国在一战中战败，但是却并没有消灭他的生气，不管留给德意志文化圈的记忆是茨威格笔下的昨日的世界，还是雅哈谢克的《好兵帅克》里那冷漠的回忆，德意志还是复苏了，在 Google Earth 上中央咖啡馆并不难找，想象这些伟大的名字吧，Peter Altenberg, Ludwig Wittgenstein, Erwin Schrödinger, Leon Trotsky, Robert Musil, Alfred Adler, Herrenhof, Karl Kraus, Sigmund Freud, Gustav Mahler, Stefan Zweig, Hermann Bahr, Gustav Klimt, 当然，还有我们可爱的元首同志。但是这也却是一个注定不安分的时代，德国文化圈中注定不安分成分正在慢慢滋生，从那些满街横行的褐衣党们上我们即可看到。

这种不安感绝非来自近代德国文化本身。德国文化最开始的奠基者们，他们绝非是一些偏狭的人们，他们更多地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的，当然，理性时代的人们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世界。赫尔德立志于写一部人类史，康德的作品标题叫《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而歌德，作为整个德国文化的代表，却恰恰最少德国味，正如塞万提斯较少西班牙味，莎士比亚较少英国味一样，歌德在文化上更受古典文化和法国文化的影响，德国人的优点和缺点歌德都不多。当拿破仑入侵的时候，艾克曼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大声召唤民族主义，歌德却不愿意，他说，法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对这样的国家，我怎么恨得起来呢？贝多芬也不遑多让，众所周知，他曾想把后来冠之为英雄的第三交响曲题献给拿破仑，而粉碎他的梦想的不是拿破仑的入侵，而是他的称帝。

而他们的继承者，却要偏狭得多。德国浪漫派们，他们较少地关注他国，开始从德意志自己的土地上吸取营养，也从他们这些德意志的传统的前辈们身上吸取营养。歌德一直抱怨德国民歌无人收集整理的状态，不过他死后不久，《格林童话》，《男孩神奇的号角》这些民歌集一打一打地就出版了，大把大把的更多地 lieder 也更多地写出来。

臭名昭著的反犹反人类者瓦格纳我们就不说了，看看他名义上的死对头勃拉姆斯是如何呢？他时刻关注着当时的政治，普法战争胜利之后，他还写了首胜利之歌来吹捧胜利，可以想象地，这首歌在当时非常流行。威廉一世死的时候，他无比沮丧；当俾斯麦被威廉二世排挤下台的时候，他几乎要参加当时的抗议活动。这一代的德国人他们不再去他国寻找文化养料，他们歌唱的是：

「神圣罗马帝国化作一缕轻烟，神圣罗马帝国的艺术永世长存。」

随着德国的统一，经济上的蒸蒸日上，而德国的小市民的庸碌气息却越发地兴盛，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观察》里批判他们身上难以忍受的庸众气息，韦伯在忧虑着德国民众的政治不成熟状态，但是他们不代表德国民众，代表德国民众情绪的乃是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狂潮，而在浪漫主义思潮的粉饰之下，这种民族主义几乎已经不能称之为民族主义，因为在他国几乎找不到对应物，也许只能称之为德意志主义。

法国大革命给西欧带来了新时代的民族主义，各个国家开始塑造自己的神，塑造自己的民族之神，鼓吹着各个国家的敌罗马者，但是谁也没有日耳曼人更有魄力，毕竟无论是英国人鼓吹的 Boudica（不列颠起义女王），还是法国人鼓吹的 Vercingetorix（高卢起义的领导者），他们都只能以失败者的方式被纪念，而 Arminius 却是实实在在地在条托堡森林战役中砍翻了罗马人的三个军团。Klopstock （他也是后来马勒的《复活》的词作者》写了一个鼓吹 Arminius 的戏剧。他们还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里寻找日耳曼的光荣传统，虽然当时还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日耳曼民族，一个千年帝国，一个自打条顿时代即光荣的日耳曼传统就这么被塑造起来。

在这个韦伯所说的祛魅(disenchantment)的时代里，德国浪漫派们却给这个国家的几乎每一寸重新包装上魔力，从莱茵河到黑森林到哈尔茨山，歌德笔下的布罗肯峰，海涅笔下的洛塞莱，每一寸土地都萦绕着浪漫派们的心血和热爱，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里有一处精心布置的选段，一位士官问下面的士兵们，你们来自哪里？士兵们用同样坚定而德意志式的口气回答到：我来自巴伐利亚，黑塞，纽伦堡……在这些地名里束缚着德意志的想象和德意志的灵魂。Furtwängler 并不满意纳粹，但是当美国人邀请他去美国的时候，这却怎么可能？远离黑森林，远离德意志？当戈林等人从卢森堡押送到纽伦堡去审判的时候，他们还要求看最后一眼的莱茵河。他们萦绕于德意志的土地太深……

而当德国掌握在这样的一种人手里，他也跌跌撞撞地走向他神秘莫测的旅程，这已经不再是一种可控制的，就像是最深的梦魇一般，行尸走肉地控制在一群癫狂的人手中。

在第三帝国的历史里，我们随处可见这种可怕的历史感，每每希特勒需要什么说法的时候，他都谈到1918年的背叛，谈到1914年的马恩河，而一次又一次地，会诉诸那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巴巴罗萨，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俾斯麦。号称千年帝国的第三帝国，似乎是一个巨大的亡魂一次次站起推动着它前进，而当他希特勒的最后的时刻里，当他听到了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之后，他还在幻想着历史重演腓特烈大帝的好运。当腓特烈七年战争最后最艰难的时刻里，俄国女皇凯瑟琳的突然死亡扭转了他的所有的运气。这绝非是正常人的想法，无论是历史感，宿命感，这个国家不知为何而战，他只是被这种历史而推动。甚至当德国已经注定要战败的时候，在戈培尔的演讲里，这种慷慨激昂的浪漫式高调也丝毫不减：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历史女神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贪图钱财的妓女，一个只会崇拜人多势众的胆小鬼。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本身就可能是一位缺乏高尚道德的女人，她可能会认可的这个从战争的可怕的混乱中诞生的世界就不可能会有太深刻的理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将会比地狱还糟糕，我会认为这种生活对我自己，对我的孩子和对我所爱过的人都是毫无价值的。就我本人而言，我将很高兴抛弃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除了被抛弃外，别无价值。……”

战后，1948年，以色列建国，苏南争端，朝鲜分裂，而千疮百孔的德国正在上演柏林危机，然而这场柏林上演的闹剧却没有德国人什么事，而只是另两个超级大国在德意志土地上的角力。另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事件则是 Richard Strauss 也于留下了《最后的四首歌》，并于次年去世，这也许也看作是德国文化最后的挽歌，最后一首 Im Abendrot 中艾兴多夫的诗，宁静而又哀婉，像是给德国文化这场华丽的落幕添上最后的一抹斜阳：

靠过来呀，让百灵鸟到处飞；
就寝的时候快到了；
别让我们迷路
迷失在这荒凉之地。

广阔宁静的和平啊！
日暮之时，多深刻的和平。
我们徘徘徊徊的，多累——
莫非，这就是死亡？

Tritt her und laß sie schwirren,
bald ist es Schlafenszeit.
Daß wir uns nicht verirren
in dieser Einsamkeit.

O weiter, stiller Friede!
So tief im Abendrot.
Wie sind wir wandermüde–
Ist dies etwa der Tod?

我自己对俄罗斯了解也不多。因为历史的原因，实际上曾经有过一个阶段，我们很多人对这个北方的庞大的国家有着相当的好感。我父母是教师，我家里曾经有过一大堆苏联题材的儿童小说，从小对苏联的印象就是健康的爽朗的，而美帝则是糜烂的腐朽的。但是渐渐地慢慢这个帝国的形象逐渐浮出水面，那个美好国家的印象逐渐让位给红警里面那个打着大大的庞大的镰刀斧头 logo 的邪恶红色帝国。

当然，俄罗斯的气质和苏联的气质也不大一样。至少在苏联下，东正教的活动是大大受压制的，而这也是俄罗斯传统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今年来东正教活动复苏，东正教大牧首重新获得崇高的地位，而且话说总觉得几年前叶利钦治下的所谓“民主”的俄罗斯不那么回事，跟民族气质不合。似乎俄罗斯总得需要一个沙皇才看起来正常点。

在苏联之下的俄罗斯军工体系成就非凡，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着实让人难以理解。比方说造米-25的时候，他们造不出抗3倍马赫时高温的材料，然后就不用铝，直接上钢材；造图-95的时候，涡扇发动机技术不过关，于是他们就在二战之后造了个古里古怪的螺旋桨飞机，简单，粗暴，有用，俄罗斯的军工给我的印象就是傻、大、粗。俄罗斯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也同样简单粗暴。一个民族数十万人整体地迁移，这种事情大概也只有俄罗斯才能坐做得出来。在历史上的俄罗斯，似乎从来不知道武力之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于俄罗斯音乐的最初印象来自老柴，也曾经喜欢过一阵子老柴，为那个“如歌的行板”所打动，还有《天鹅湖》，《胡桃夹子》里面美丽的旋律，但是后来却发现神经质得难以忍受，我甚至到今天都不知道柴可夫斯基能不能代表俄罗斯音乐，可是他毕竟是最有名的俄罗斯作曲家吧。哦对了，还有拉赫玛尼诺夫，很多人也是为之发狂，但是听得越多，依然是难以理解这种浓浓的惆怅来自何方？

曾经也读过屠格涅夫，契诃夫，蒲宁……这些作家都有着迷人的一面，话说，这帮人可能还算是好懂一些的，但是等追溯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就发现这种反思罪恶的传统真的完全让人吃不消，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我依然还是得承认，他们毕竟还是十分迷人的。但是稍微深入之后，就发现他们的坚固的内核难以深入，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

在塔可夫斯基的《乡愁》里面，主人公看到他的意大利女翻译在读一本俄罗斯诗集，一本翻译的诗集，诗人直接说，扔了它。你不能从翻译中读懂俄罗斯。这似乎是在说，俄罗斯是不可能被他人理解的。

我曾经将俄罗斯理解为重压之下的无能为力，我曾经将其理解为奴役和被奴役的束缚，当然无论如何这是极为浅薄的理解。毕竟俄罗斯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我对他的历史所知甚少，就我自己所进行的极为浅薄的尝试，我只能感觉到十足的无能为力。

俄罗斯有层出不穷的诗人，音乐家，但是没有具有影响力的大哲学家，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俄罗斯本来即不是用以理解的，而只能用来体验的。

然后又想起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面最后关于俄美两国终将支配世界的预言。托克维尔当然不可能遇见到苏联，甚至也未必能遇见到比他稍晚的马克思的力量。他的预言出于一个更为基础的考虑，两国的力量一个来自奴役，一个来自自由。但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一个误读。

但是有的故事的修辞则不仅仅是装饰性的，这种故事往往影响整个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太史公自己的观点是在后面的太史公曰里面的，但是有时候在故事的叙述里，也会夹杂这样的判断。举例来说，武安君白起死的时候，太史公给他的安置的临死独白是：

秦昭王与应侯髃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我这里说是太史公给他安置的，是因为这句话无疑又不大能找得到印证的。但是这句话的褒贬安置得实在是太过于明显，实在让人怀疑起他的动机。他那个时代，文学和史学本来也没分家，道德上的训诫和文学上的修辞本来也分不清。太史公无疑是很不高兴白起乱杀了那么多人的，但是他并不直接地批评，而是让白起自己说了这么一通话，这样道德褒贬并不显眼，却因是当事人自己的悔过而更为有力。

如果是确实太史公自己编造的话，那自然是极为危险的，但是这又如何呢？我们可以找到隔着亚欧大陆的另一位普鲁塔克的话：不同于药汤，一个故事或真或假，并不怎么伤害，一个故事的道德寓意则更为重要。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个人赋予文字的力量未必全然地意识到。

当然，今天已经不大可能有这种私人化的历史写作方式了，即使个人叙史，也得尊重一整套的学术规范，不能肆意为之。但我想现在人假若模仿太史公的这种方法，来作太祖本纪的话，也许可以是这个样子的，我的文言学得极差，莫见笑：

太祖之孙，或称弱智，人多讥之，太祖坐起于棺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此，六零之岁，民三千余万，皆因孤而死。天不绝孤，亦仁矣。”遂复卧。

当然这样是乱力怪神了，有点因果报应的意味在里面。不过更早的《左传》里的故事里，类似于此的衔环结草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故事其实也不少，《左传》的要旨是“敬天畏民”，但是他怎么敬？还是通过天道来。太史公作《史记》的动机，那篇《报任安书》里已经写得够明白了，但是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叔齐列传》的那段长长的太史公曰，也同样可以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前言，他先是质疑了一通天道：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嗳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说到这里，如果是同样质疑天道的话，也许可以再模仿太史公，让我们的当事人可以这样说话：

周文正公上表请发余粮以济众殍，太祖不许，周又进，以天道说之，太祖默然，良久，乃曰：“岸英之死，亦天道乎？”周不敢言，乃退。

当然，这种叙述只能存在于我们的 YY 之中。继续司马迁。中国古代缺乏西方传统中对他世的追求，但是这不代表中国古代的人们不追求死后的东西。《左传》里就说了所谓立德立言立功，这些都是不朽的东西。同样，对于太史公来说，这种道德上的寓意，保存在史书之中，同样也是不朽之事，他在下面这样说的：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大概从这里，即可看出他作此书的动机，既要把那些过去了的人和事记下来，也要把那些道德评价给记录下来，让那些本会腐朽的东西，摆脱对不朽的焦虑。

再例如，当上教皇的 Gerbert，即 Sylvester 二世，因为精通神学、哲学、数学、天文学等学问，而被视为与恶魔订约。（帕格尼尼因为精通琴艺也被视为与魔鬼订约，有人信誓旦旦地发誓说他看到了帕格尼尼的琴弦上有鬼火冒出）。而他跟恶魔订约的代价就是的生命必须在耶路撒冷结束。教皇因此就很小心从来不到耶路撒冷去。有一次当他在一个教堂里做弥撒的时候，恶魔到来，提出他的生命必须结束。教皇不同意，因为这不是耶路撒冷，恶魔就作证说他们现在所处的教堂正叫耶路撒冷。

教皇 Sylvester 通过魔鬼学得了各种奇妙的知识，但是终究还是败在了恶魔的逻辑之下。我想每个听说这个传说的中世纪人，也许都会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多么畅快啊。进一步研究西方中世纪焚烧女巫的心理，可能也有此种倾向。

很可能歌德写《浮士德》的时候也许是参考过这个故事的。不过故事的来源不详，可能是编造出来的，故事的编造者也许怀着朴素的思想来考虑恶魔的想法的。但是，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逻辑学上的意义的。这也正是西方经院哲学所考虑的问题，中国搞白马非马的名家们也热衷于这类问题，苏格拉底之前的各类智术之师们也很擅长此类问题。不过自打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人就不大爱好此类的无用的狡辩问题了，印度人就这类问题发展除了因明学，后来传到了中国，可惜并没有开花结果。

中世纪是一个相信他人的良心胜过相信自己的良心的时代。然后恶魔不相信上帝，也不依靠权威，他宁愿信任自己的思考，信任自己的理性。中世纪的人们觉得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而在魔鬼这里，理性和逻辑具有最高的地位，这足以使得中世纪的民众毛骨悚然了。巧舌如簧和善辩并不是一个好的赞誉，往往善辩的下一步就是诡辩，而对于诡辩，不需要跟他辩论，而只需要从肉体上消灭，从古到近都是如此，例如安东尼把西塞罗的舌头钉在了门上，人们相信被宣布为异端的聂斯托利的舌头为虫所噬。

按标准的教科书写法，近代科学的明灯驱散了中世纪的黑暗。卡尔·萨根在他的书里写到，在恶魔徘徊的世界里，科学乃是驱散黑暗的明灯。不过，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也许我们点燃的，本来就是恶魔之灯。魔鬼们思路清晰而善辩，不像上帝那样说一句“要有光”就行了，对于魔鬼们，还要讨论光的波长光的频率。

对未知的恐惧从来未能消除。大部分人对哲学都有一种不信任感，认为那些整天讨论一些虚无缥缈的此在、本体、太一这些问题的人都是十足的骗子。比方说芝诺这个骗子公然宣称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还有比这个更可耻的么？第欧根尼就当着他的面子踱步，宣布他的话得到了有力的驳斥。那些如簧的巧舌可以把黑说成白，把稻草说成黄金。然而，恰恰是悖论导致了逻辑和数学的进一步的进展。实际上芝诺的问题直到拉普拉斯的时候才最终解决，在这没有得到解决的一千多年里，那些为这些问题所迷茫而又不知所措的人，只好干净利落地宣布这是可耻的谎言。

科学也未能逃脱这种命运，虽然近代科学以其实际成就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但是对科学家们的怀疑始终没有停止过，各种电影小说里，都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邪恶科学家。理由也不难理解，不妨考虑克拉克的话，发达的科学近乎魔法。大众既对科学家们赋予了过多的信任，也顺便赋予了更多的不信任——既然他们整天所说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知道他们没有在做坏事？相信 LHC 能够毁灭世界的人大有人在，我不相信，但是我也仅仅出于对那些物理学家们的信任而已。

对自然科学家们也许还客气点，近代心理学在有时候简直就被妖魔化了。《沉默的羔羊》，汉尼拔是个冷峻的心理分析师，然而，与大部分的连环杀人案，汉尼拔身上有着十足的梅菲斯特的气息，他冷静而博学，热衷于嘲弄，视道德如芥末，这跟野牛比尔是完全不同的恶魔，一个是嗜血的残酷，一个是冷峻的手术刀。如果折射到心理的想法的上面，这也可以理解为大众对某些特定人群的恐惧，而当他人掌握的是自己的心灵的时候，这种恐惧就更严重了。事实上，人们不仅仅对未知的领域有深深的恐惧，也对掌握了这些领域的人们有着深深的恐惧，甚至对这种掌握本身，也有着莫名的恐惧。

这种口吻今天再也见不到了。当然，其实当年的哲学家们也不遑多让，他们也决不缺少也从来这种为真理做见证的勇气。亚里士多德直接了当地宣布他心中理想的人应该是：“他又必须是爱憎分明的，因为隐藏起来自己的感情——也就是关怀真理不如关怀别人的想法如何——乃是懦夫的一部分。”他的另一句名言更为我们所熟知：他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不过，或许很多人更愿意赞同彼拉多的说法。圣经里面耶稣说：“凡出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声音。”彼拉多反问一句：“真理是什么呢？”怀疑主义作为一种严谨的学派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倾向它的人依然大有人在，可是还有什么比这句反问更有力：真理是什么呢？

是啊，真理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谁自认自己是无罪的，谁就举起石头。可是电影里面的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举起了他们石头，砸向他们心目中的罪人。当他们都以圣经为至高无上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以此为权威来做，所能做的仅仅是对此做不同的阐释。可是，倘若对手举起的是《可兰经》呢，你的真理和我的真理更加赤裸裸地相撞时，那又什么是真理呢？

我们往往害怕那些自称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那些人有着太多的狂热和不宽容，这个时代不需要狂热，某些东西必然是错的：暴力、屠杀、迫害……

真理必然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英语里面说 a lie,但是却说 the Truth.

比如，Hypatia 的真理是知识，是真，而基督徒们的真理是天国，是十字架。当两种都不容退让的至高无上的真理相撞时，那么则只能是弱者在肉体上被屈服。在思想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种学说是会屈服而认输，总是支持他们的人死光了之后，然后才渐渐被人们所淡忘。说服对手几乎从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比如，作为反偶像崇拜的基督徒们，面对偶像崇拜的埃及诸神，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去嘲笑，容忍是一种罪恶；而作为埃及异教崇拜者，他们的侮辱当然更不可接受。那么，我们的神要求我们去杀死你们，那是不是十足的正当呢？

再再比如，基督徒们自己也是争论得不可开交的。为三位一体问题而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电影里的这位迫害 Hypatia 的亚历山大城主教 Cyril，在历史上跟另一位君士坦丁堡主教 Nestorius 就三位一体问题闹翻，后者被宣布为异端。到后来他们争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也许近乎无聊。例如，圣子和圣父是同质还是类质的？耶稣身边的光是受造的还是非受造的？圣灵也来自圣子吗？大部分人可能对这些问题应该都是兴味索然，可是这些在当年可是事关生死的大问题。

不过，有时候我甚至会想，曾经那么锐气的年代啊，相比今天，倒是政治正确成了不能碰的最高真理。

确实，在真理问题上不容任何退步……尤其是拯救这样关乎身家性命的事情……倘若真神存在，也许他也不见得会赞同今天的宽容。因为，宗教宽容也许只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神学的问题。至少，宽容对于真理并不是一个终极的回答，而只是一个妥协的答案。

可是，每个人都真的不曾屈服么？Davus 在扼死 Hypatia 的时候，也许他是在为自己的过错而弥补自己的良心吧？可是，他是清楚知道 Hypatia 是无罪的，那么此时他的良心又在何处呢？为什么不愿意听从良心的召唤宣布 Hypatia 是无罪的呢？他害怕的是什么？是基督徒兄弟们的责骂么？当面临帝国的迫害和屠刀的时候，殉道者们有着十足的勇气，因为他们失去的是生命，赢得的是褒奖乃至于封圣。可是，当面对自己人的认同的时候，他们依然还能有着十足的勇气么？

倘若每个人真的倾听他们的真理的话，真的以至于血流成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