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听·读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论语·卫灵公》

今天重新翻了翻好久不读了的《庄子》。数年前读庄子让人手舞足蹈心欲发狂，今天再读的时候，已经几乎完全不为所动了。不过意外的是，我却发现了另一层面的庄子，不是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庄子，也不是作为散文家的庄子，而是作为作家的庄子。庄子的文笔极好，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的文风汪洋恣肆，大量地引用各式各样的寓言和比喻，我本来是以为这些修辞仅仅是加强他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但是当我重读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修辞本身即是他说的一部分。

庄子在他的书里宣扬一种彻底的相对论，来论述他的道。而这种相对主义，本身即是很难论述的。倘若他再正正经经地如我们今天学术论文一般，来个一二三四分段论证，那么他就在用自己的文字来否定他的思想。他的风格和他的根本完全不相协调，甚至我们可以说，他的论述方法跟他本人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完全相矛盾的。因此，庄子巧妙地避开了这种呆板的论述，而大量地使用了寓言来表达他的思想，例如这个并不难懂的寓言：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可以得之乎!”

他的意思并不晦涩，黄帝丢失了他的玄珠，让人去找，只有象罔（这个词带有点混沌的意思）能够找到。但是却让人感觉无法反驳，那么他想说的是什么？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地说什么，用一个比喻而已。倘若他直接说：只有通过混沌才能保持住帝王的宝座（当然我的表达也不准确），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地进行反驳。但是他没有，他只是用寓言，用一种模糊的手法来阐述他本来即模糊的命题。

早期的宗教爱用大量的比喻。佛经里的故事和寓言特别多，甚至还有专门的《百喻经》，专以各种寓言和故事来说道理。再想到《圣经》里，耶稣也特别爱用比喻，当福音叙述者(Evangelist)说到为什么要用比喻的时候，他说这是为了印证诗篇里：“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始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马太13：34）另一个更好的陈述是《浮士德》的最后一段：

Alles Vergängl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一切无常事物，
无非譬喻一场。

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比喻来把这一切说出？我想到的回答是，似乎是在世界和他们之中，有一层难以跨越的界限，光靠直接的叙述，并不能清楚地描述。而需要通过说者的比喻，让听者或者读者的自身的努力，来跨过这个界限。也许这样说有点接近某种神秘主义的学说了。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例如哲学家的例子。我想说的是，哲学家所用的工具，跟诗并不是全然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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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的一则新闻是，美国方面要求天朝把大肯尼亚驻美利坚大统领Obama的译名从奥巴马换成欧巴马，而新华社方面严正地拒绝了这一无理请求。准确地来说，确实是欧巴马比奥巴马更接近英文原来的发音，不过，事实上汉语里面音译将错就错的误读，不知道有多少，一个个纠出来，也足以写成了一本厚书了。不过至少有一点让我们欣慰的是，没人会去翻译成“耦疤犸”，虽然这在读音上也是正确的。与早期翻译人名的千奇百怪的用字相比，现在的人名音译已经大抵集中在那么几个字，诸如“斯”“克”“达”“希”……之类，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音译的改善。不过，译名终究是件不讨好的事情，往往同一个名字，两个人绝少会有相同的音译。同是Bergman（原意应该是城堡男），导演叫做伯格曼，演员就叫做褒曼了。音译者尚且如此，意译者就更加为难了。

近代西学东渐，起于明末耶稣会教士来华。明末初来中国的传教士们，除了他们手中的本身并不受太重视的奇技淫巧们，处于绝对的文化劣势地位，在中国文化圈子里是纯粹的异乡异客。几乎没有人关心这些人从何处来，泰西各国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名词而已。而对于他们，本来已经被视为夷人了，倘若再自称什么查理约翰，更是夷上加夷了，清末尚且有人声称，葡萄有牙，尚可理解，西班如何能够有牙？所以他们只要地乖乖地服从天朝的规矩，叫上利玛窦、白晋之类的名字。或有识者如康熙诸人，能意识到“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的不过寥寥可数。他们所服侍的皇帝们，大抵也不过把他们当作天朝庇护之下的奴仆。

天朝无所不包，当然也包括文化和文字。天朝跟洋人们的交流，从来不是平等的，不过从起初的傲慢到随后的屈辱，也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情。而在翻译上，也是如此。早期的翻译者们的雄心颇大，严复以桐城派散文来作《天言论》，甚至有人尝试以旧体诗的格式来译西方的诗歌，而且也颇有一些成就。后来的翻译者们，也总是试图把西方给转换到东方来，把Monk翻译作和尚，Nun翻译作尼姑。傅雷翻译《老实人》的时候，把教母翻译作干妈，以消除这种陌生感。但是没有预料到随着文化的交流，教父教母之词已经满大街都是，让异质文化变成了同质文化。倒是那个“干妈”，让人觉得颇不自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载体。在翻译的过长中，语言互换往往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在名词翻译方面，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说法，也许可以用隔与不隔来区别，让人感觉到陌生的，无疑是隔的，反之，让人感觉到亲切的就是不隔的。例如克莱润特(clarinet)无疑是隔的，而单簧管无疑则是不隔的。大抵上采取民族化的翻译的，一般总是给人以不隔的感觉。就我所知，在名词翻译这点上，汉语是唯一广泛采取民族译法的，德语在纳粹统治之下，倒也曾尝试过纯粹化的路线，把duodenum（十二指肠）换成zwölf Fingerdärme，倒也表达了十二指肠的意思。不过德语在这方面终究显得有些笨重，而且德语毕竟是一门拼音语言，难以抵挡外来词的诱惑。

作为现存的唯一的以形意为主的语言，汉语实在并不适宜于拼写其他语言。从万叶假名算起，日本人弄了上千年，搞出来这么一个世界上仅有其二的音节文字（另一个是埃塞俄比亚文，不过埃塞俄比亚文也是用音素符号搭起来的音节文字），然而初学者仍以为难，很多人抱怨五十音图的繁复。至于其他的，如韩语的谚文都是另起炉灶，重新发展。而想到今天我们尚且争论简体繁体之优点，尚且以“日”“水”等字能想到原始图像为优点，感觉真是天朝脉络之永不断绝。当然，至于拉丁字母a与alpha以及更早的aleph的关系，自然是没有多少人关心的了。

从梵阿铃(violin)到小提琴，从朔拿大(sonata)到奏鸣曲，英特耐雄尔(international)让位给国际化，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被灵感所取代，汉语顽强地，慢慢地一点点消化掉其中的异质文化的陌生感。至于早期的印度文化的产物，涅磐、三味、菩萨、佛陀、罗汉已经熟悉到几乎成为汉语言的一部分了。至于准确与否，那是另一回事。诸如至于法国号与法国到底有没有关系，英国管究竟是不是来自英国，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定音鼓的音并非是固定的也不打紧。准确性让位给民族性。

很多时候，这些名词或者说是术语的，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重新命名，根据他们原来意思，在汉语里面重新给他们命名。诸如phalanx, hoplite之类，除了音译之外，让人全然不知道如何翻译，只好勉为其难地翻译作方阵和方阵兵。Musketman翻译作火枪手，姑且算正确，而Musketeer一般特指法国的火枪手，那么就只好多此一举地翻译成了法国火枪手。凡是看到一个新名词，倘若见不到原文，几乎不敢肯定。至于游戏里其他的常见这等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几乎每个历史名词的译名之后，都浸透着译者们的血和泪。音译和意译的矛盾，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翻译中的铺床叠铺。Charlemange本来就是查理大帝(Charle the Magnus)，翻译作查理曼大帝，回译就是Charle the Magnus the Great。

汉语的重新命名，往往割裂的是其背后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能理解emperor与king，还有rex的关系的，明白欧洲的emperor与中国的皇帝几乎没太多的共同点的时候的，也仅仅是限于一小簇人群。奇怪的倒是哈里发、苏丹、法老、可汗这些名字却都能译出来。等广大人民群众悟出Paladin并不见得都骑马的时候，圣骑士的译名已经流传多年了，于是大家都在问魔兽里的扛着个铁锤跑来跑去的家伙为啥没有坐骑。至于Knight固然多数情况下都会有马，但也并不尽然，知道星战里的拿着光剑的家伙们也叫Jedi Knight就明白了。封建与feudalism的翻译，惹出无穷无尽的麻烦，至于今天也没完全消除。

至于哲学术语，就更不好说了，有些词，本原，太一，这些词的翻译，熟悉得让人总是怀疑其外来性。至于本质，属性，这些词在汉语中的意义，总是难以准确地传达。何为“本”？何为“质”，“种”，“属”，“形式”，“质料”这些词，引向的往往是误区。倒是至于nous之流，汉语里压根没有与之对应的词，只好干脆地翻译为努斯。idea的翻译，有持“相”的，有持“理念”，早期老派译者们，往往有旧学上的根底，尤其佛学的影响颇大，所以多有译为相的。至于今天的如我等的后学们，有几个能知道“相”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意蕴的？只好没文化地称之为“理念论”。

严复云，译者重在“信，达，雅”，这三个词的顺序并不是乱定的。但是似乎在很多翻译里，往往顺序是“达、雅、信”。很多人评价一个译本的优秀，往往是让自己看着舒服，其次文笔是好，至于信不信，那是另一回事了。不过这里不谈文章的翻译，只说术语的翻译。很多人以为雅为最高的标准。披头士、披头四的译名尚未争出高下，又有人干脆直接翻译为“甲壳虫”了事，哪种为妙，说者各执一端，于是另有一派打酱油的，干脆叫作beatles了事。UFO或有翻译为幽浮，颂者盛赞其妙译形神兼备，既保持了UFO的声音，又传达了神秘莫测的感觉，不过并不算是准确的翻译，准确的翻译无疑是老老实实的“不名飞行物”。名字的声音事实上不过在空气中的声波而已，名字背后的意义的准确传达方才是更重要的。

这些名词之难定，很多时候往往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laser早期翻译作镭射，或有莱射，最后定位激光，真如严复所言，一名之定，难于数年之功。因特网互联网这两个名字，打了这么多年的架，也丝毫没见到哪方更占优势，倘若再加上港台那边的译名，更是五花八门，已经严重脱离了翻译最基本的一对一的原则。今天的“回”字的故事应该这样写：你知道internet有多少种译名么？来，我来一个个教你。

说到这里，我顺便非议一下港台那边的自由发挥的译名风格。例如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翻译作《爱在瘟疫蔓延时》，这个格调一下子让人想起来了肥皂剧。黑岛的大作Fallout翻译为《异尘余生》算是贴切，但是总不如老老实实的《辐射》来得准确，Planescape:Torment（位面：折磨），港台纯粹的意译《异域镇魂曲》倒也还算贴近剧情，大陆这边的翻译《异域惊魂曲》，虽只是一字之差，意思却相差甚远，一下沦为恐怖游戏了。至于Matrix，大陆这边翻译作《黑客帝国》已经有点莫名其妙了，港台那边的《廿二世纪杀人网络》更是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我以为，翻译这东西，本来在于桥梁，在于在传达的同时，能够继续交流。所以准确性永远是第一位的。钱钟书云，好的翻译当如媒婆，让人想到对面的好处，让人浮想联翩，而坏的翻译则完全断绝了这种可能性。读着这些这些一个个被完全“汉语化”的新名词，有时候深感，这不是桥，而是墙。

英语是当今最流行和通用的语言，跟历史上曾经的多文化国际语言相比，诸如拉丁语、汉语、栗特语、斯瓦希尼语……也许它都要更为成功。相应地，英语也挤压了很多其他语言的生存空间，既在拼写方面，也在读音方面。

在拼写方面，拉丁字母本身，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互联网空间，而英语的拼写构成了最多的内容。在德语里，比方说常见的Bohm，应该是Böhm，指挥家 Furtwängler 成了 Furtwangler；在法语里，也许é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所以Lévi-Strauss变成了Levi-Strauss。法语和德语都算是强势语言，尚且如此，其他的阿拉伯语之流就更不好说了，为了讨方便，干脆给他们冠上诸如Saladin（萨拉丁），Averroes（阿威罗伊）还有Avicenna（阿威森纳）诸如此类的名字得了。谁愿意去拼写Ṣalāḥ ad-Dīn Yūsuf ibn Ayyūb，Abū ‘l-Walīd Muḥammad ibn Aḥmad ibn Rushd和Abū ‘Alī al-Ḥusayn ibn ‘Abd Allāh ibn Sīnā’呢？毕竟，名字不过就是空气的声音么？罗色林这样跟我们说。

拼音语言的优点之一即是读写合一，而当丧失了“正确”的拼写方式之后，正确的的读音也无从拼写上寻找，而只能从字典里寻究了。想想“常恺申”是如何产生的吧，这固然是译者本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是多重转录之下结果。当一个中国人在柏林，问到“慕尼黑”的时候，恐怕他绝对不会知道你在说哪里的。因为München的正确读音应该是“缪琴”，在英文写作Munich，读作“缪尼克”已经错了一半，再到慕尼黑就更不知所云了，拉丁字母的元音字母数量，并不足以表达足够多的音节，因而除英语之外其他拉丁语系的语言一般多采取了上下标的形式，转写其他字母体系(transliterate)的时候一般也会被标出来，例如说Nirvana, 实际上正确的转写应该是Nirvāṇa，这些音往往在最初的时候都是被标注出来的。

而英语则不然。因为历史的原因，英语同时受到法语和德语的影响，还有一些盖尔语的影响，这使读音系统极为复杂。照着字母来念单词，大概就跟我们“汉字读半边”差不多。拼音语言的读写合一的优势，在英语这里荡然无存。Nike，当今最流行的体育品牌之一，原本是胜利女神的名字，在英语的强势推广之下，从“尼克”变成了“耐克”；相应地，埃及神话里Osiris，也不应该是俄西里斯，而是俄塞柔斯；而在几重转写之下，阿加门农的故乡，从希腊文的Μυκῆναι（密刻奈）变成了英文的Mycenae（密锡尼），再到汉语的迈锡尼，简直没有一个音是正确的了。不过幸好最初翻译圣经的人，并不是从英文翻译的，所以我们知道埃及，而不是“伊及普特”。诸如此类的例子不一一而足。

这些误读里，常见的是英语里的硬c（念k）和软c（念s）并没有准确地区分出来，在迈锡尼的误读中就是如此。th和ch的不同读音就更常见了，你能猜得到“果次”是谁么？这是德国诗人Goethe第一次为中国人所知的名字。类似地，Seth也读作塞特，而不是塞斯。而i的读音无疑是最纷杂的，除了长音跟断音的区别，还有我们在Nike中所见的读ī的音。要读正确的音，最重要的无疑是要回到这些单词最初的语境之下，例如在英语里同样是Munch，挪威画家Munch读作蒙克，而德国指挥家Munch读作明希。多语言环境（multi-linguistic）下的误读，也是对多元文化无知的一个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