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ewell to Vienna 是 Bruno Walter 的一张唱片的名字，这是他39年离开维也纳的告别音乐会。30年代纳粹兴起，大批的音乐家作家科学家离开德国，赫尔登广场上，挤满热血沸腾的群众。弗洛伊德逃到伦敦，鲁特至巴黎，布鲁赫远去耶鲁，茨威格在南美自杀。当1901年25岁的瓦尔特接受马勒的邀请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维也纳，同样，德国文化圈，一个曾经诞生过巴赫、歌德、贝多芬、尼采这些天才的文化，大概也从来没有想到会以纳粹这种丑陋的方式来谢幕。
与我们想象中的轻佻欢快的维也纳不同，这个城市一开始是作为一座堡垒，一座前线城市而存在的。奥地利在德语里是 Österreich 意指东部帝国，而维也纳则是这个东部帝国的最前线的堡垒，从这张从布罗代尔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里面的图可以清楚地看出，维也纳背靠阿尔卑斯山，面对多瑙河，与喀尔巴纤山遥遥相对，用麦金德的话来说，「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维也纳一次次地承受着来自马扎尔人，蒙古人，突厥人的冲击。
1683年维也纳围城战，尤金亲王和索别茨基在城下大破土耳其大军，这也是土耳其军事辉煌的天鹅之歌，从此维也纳解脱了他对东部草原的最后负担，不过，与此同时的是，哈布茨堡家族在解除了他东部的威胁之后，也开始地慢慢地走向了下坡路。但是历史上常见的一个景象，文化上的发展往往迟滞于政治经济的发展，维也纳从此成为了不再担负军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地位也逐渐不再重要，它作为文化城市的地位却逐渐发展起来。
维也纳迎来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是我们所熟悉的贝多芬舒伯特的维也纳，作为音乐之都的维也纳，这是对所有音乐爱好者们都不陌生的维也纳。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说，这样的一个黄金时代一个即已足以让它青史留名，但是维也纳不止一个黄金时期。德国在一战中战败，但是却并没有消灭他的生气，不管留给德意志文化圈的记忆是茨威格笔下的昨日的世界，还是雅哈谢克的《好兵帅克》里那冷漠的回忆，德意志还是复苏了，在 Google Earth 上中央咖啡馆并不难找，想象这些伟大的名字吧，Peter Altenberg, Ludwig Wittgenstein, Erwin Schrödinger, Leon Trotsky, Robert Musil, Alfred Adler, Herrenhof, Karl Kraus, Sigmund Freud, Gustav Mahler, Stefan Zweig, Hermann Bahr, Gustav Klimt, 当然，还有我们可爱的元首同志。但是这也却是一个注定不安分的时代，德国文化圈中注定不安分成分正在慢慢滋生，从那些满街横行的褐衣党们上我们即可看到。
这种不安感绝非来自近代德国文化本身。德国文化最开始的奠基者们，他们绝非是一些偏狭的人们，他们更多地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的，当然，理性时代的人们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世界。赫尔德立志于写一部人类史，康德的作品标题叫《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而歌德，作为整个德国文化的代表，却恰恰最少德国味，正如塞万提斯较少西班牙味，莎士比亚较少英国味一样，歌德在文化上更受古典文化和法国文化的影响，德国人的优点和缺点歌德都不多。当拿破仑入侵的时候，艾克曼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大声召唤民族主义，歌德却不愿意，他说，法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对这样的国家，我怎么恨得起来呢？贝多芬也不遑多让，众所周知，他曾想把后来冠之为英雄的第三交响曲题献给拿破仑，而粉碎他的梦想的不是拿破仑的入侵，而是他的称帝。
而他们的继承者，却要偏狭得多。德国浪漫派们，他们较少地关注他国，开始从德意志自己的土地上吸取营养，也从他们这些德意志的传统的前辈们身上吸取营养。歌德一直抱怨德国民歌无人收集整理的状态，不过他死后不久，《格林童话》，《男孩神奇的号角》这些民歌集一打一打地就出版了，大把大把的更多地 lieder 也更多地写出来。
臭名昭著的反犹反人类者瓦格纳我们就不说了，看看他名义上的死对头勃拉姆斯是如何呢？他时刻关注着当时的政治，普法战争胜利之后，他还写了首胜利之歌来吹捧胜利，可以想象地，这首歌在当时非常流行。威廉一世死的时候，他无比沮丧；当俾斯麦被威廉二世排挤下台的时候，他几乎要参加当时的抗议活动。这一代的德国人他们不再去他国寻找文化养料，他们歌唱的是：
「神圣罗马帝国化作一缕轻烟，神圣罗马帝国的艺术永世长存。」
随着德国的统一，经济上的蒸蒸日上，而德国的小市民的庸碌气息却越发地兴盛，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观察》里批判他们身上难以忍受的庸众气息，韦伯在忧虑着德国民众的政治不成熟状态，但是他们不代表德国民众，代表德国民众情绪的乃是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狂潮，而在浪漫主义思潮的粉饰之下，这种民族主义几乎已经不能称之为民族主义，因为在他国几乎找不到对应物，也许只能称之为德意志主义。
法国大革命给西欧带来了新时代的民族主义，各个国家开始塑造自己的神，塑造自己的民族之神，鼓吹着各个国家的敌罗马者，但是谁也没有日耳曼人更有魄力，毕竟无论是英国人鼓吹的 Boudica（不列颠起义女王），还是法国人鼓吹的 Vercingetorix（高卢起义的领导者），他们都只能以失败者的方式被纪念，而 Arminius 却是实实在在地在条托堡森林战役中砍翻了罗马人的三个军团。Klopstock （他也是后来马勒的《复活》的词作者》写了一个鼓吹 Arminius 的戏剧。他们还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里寻找日耳曼的光荣传统，虽然当时还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日耳曼民族，一个千年帝国，一个自打条顿时代即光荣的日耳曼传统就这么被塑造起来。
在这个韦伯所说的祛魅(disenchantment)的时代里，德国浪漫派们却给这个国家的几乎每一寸重新包装上魔力，从莱茵河到黑森林到哈尔茨山，歌德笔下的布罗肯峰，海涅笔下的洛塞莱，每一寸土地都萦绕着浪漫派们的心血和热爱，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里有一处精心布置的选段，一位士官问下面的士兵们，你们来自哪里？士兵们用同样坚定而德意志式的口气回答到：我来自巴伐利亚，黑塞，纽伦堡……在这些地名里束缚着德意志的想象和德意志的灵魂。Furtwängler 并不满意纳粹，但是当美国人邀请他去美国的时候，这却怎么可能？远离黑森林，远离德意志？当戈林等人从卢森堡押送到纽伦堡去审判的时候，他们还要求看最后一眼的莱茵河。他们萦绕于德意志的土地太深……
而当德国掌握在这样的一种人手里，他也跌跌撞撞地走向他神秘莫测的旅程，这已经不再是一种可控制的，就像是最深的梦魇一般，行尸走肉地控制在一群癫狂的人手中。
在第三帝国的历史里，我们随处可见这种可怕的历史感，每每希特勒需要什么说法的时候，他都谈到1918年的背叛，谈到1914年的马恩河，而一次又一次地，会诉诸那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巴巴罗萨，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俾斯麦。号称千年帝国的第三帝国，似乎是一个巨大的亡魂一次次站起推动着它前进，而当他希特勒的最后的时刻里，当他听到了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之后，他还在幻想着历史重演腓特烈大帝的好运。当腓特烈七年战争最后最艰难的时刻里，俄国女皇凯瑟琳的突然死亡扭转了他的所有的运气。这绝非是正常人的想法，无论是历史感，宿命感，这个国家不知为何而战，他只是被这种历史而推动。甚至当德国已经注定要战败的时候，在戈培尔的演讲里，这种慷慨激昂的浪漫式高调也丝毫不减：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历史女神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贪图钱财的妓女，一个只会崇拜人多势众的胆小鬼。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本身就可能是一位缺乏高尚道德的女人，她可能会认可的这个从战争的可怕的混乱中诞生的世界就不可能会有太深刻的理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将会比地狱还糟糕，我会认为这种生活对我自己，对我的孩子和对我所爱过的人都是毫无价值的。就我本人而言，我将很高兴抛弃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除了被抛弃外，别无价值。……”
战后，1948年，以色列建国，苏南争端，朝鲜分裂，而千疮百孔的德国正在上演柏林危机，然而这场柏林上演的闹剧却没有德国人什么事，而只是另两个超级大国在德意志土地上的角力。另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事件则是 Richard Strauss 也于留下了《最后的四首歌》，并于次年去世，这也许也看作是德国文化最后的挽歌，最后一首 Im Abendrot 中艾兴多夫的诗，宁静而又哀婉，像是给德国文化这场华丽的落幕添上最后的一抹斜阳：
靠过来呀，让百灵鸟到处飞；
就寝的时候快到了；
别让我们迷路
迷失在这荒凉之地。
广阔宁静的和平啊！
日暮之时，多深刻的和平。
我们徘徘徊徊的，多累——
莫非，这就是死亡？
Tritt her und laß sie schwirren,
bald ist es Schlafenszeit.
Daß wir uns nicht verirren
in dieser Einsamkeit.
O weiter, stiller Friede!
So tief im Abendrot.
Wie sind wir wandermüde–
Ist dies etwa der T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