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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糟糕也是最恶劣的词：“装逼”。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讨厌这种行为而不是词。不，我就是讨厌这个词，我不知道跟这种行为相比哪个更讨厌。

一个词远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声音、一个字符、一个比特。的确，首先是先有了某种行为，然后才有了某种相应的词，但是词也有自己的生命。当一个词被禁用，随之而来的即是“失语”的状态。在《一九八四》里面，要统治他们的国家就必须创造一种新语，并不是不准说“暴政”就没有暴政了，而是说当丧失了这个词之后，人民无法借助词和话语来准确地表达思想。同样地，一个词诞生了之后，好像也有了自己的生命力，一个观念或一个思想借此更快地传播。

而我认为这个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讨厌的，尤胜过另两个词。

我不知道“傻逼”和“脑残”这两个词诞生之后，脑残+傻逼的数量有没有增加。被指责为脑残和傻逼的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是脑残+傻逼的。当两方都掌握了这个词之后，语言暴力的升级就是催生越来越多的脑残+傻逼。——可是讽刺连我自己都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我还能指望从一个词上来杜绝这种关系么？

被我们称之为“装逼”的行为，当然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以前一般被称之为“虚荣”、“愚蠢的自以为是”、“矫饰”，诸如此类的。同样，装逼这个词诞生了之后，然后进而来的是装逼、反装逼、反反装逼……“装逼”者的行为不过伤害的是他自身。

恳切而徒劳地希望：不要装逼，装逼并不会遭雷劈，但是一个人只有对自己诚实才能获得灵魂上的解放；不要随便指责别人装逼，请相信他人的智力和诚实，相信别人的善意；不用反反装逼，一个词究竟还是一个词，对自己诚实了之后，是不要担心别人“装逼”的指责的——倘若觉得高尚和幸福，那就是高尚和幸福。

到这步还能怎么办呢？现在发现，即使在反对这个词的时候，我自己都在使用这个我极为讨厌的词了，还能如何呢？我能对这个词视而不见么？我只能保证我自己尽量地少用这个词。

另外，于此相应地，还有另一个词，这个词的意味更加不定，那就是“文艺青年”。这个词的在各种语境下的多重含义我就不多说了。可是这个词唤起的印象是什么呢？有几个人还能从正面地使用这个词呢？一个词的臭名昭著当然不会妨碍原来的人是什么，可是每次去碟店买碟的时候总得戴着种种当或不当的嫌疑。

类似地，另一个群体也许面临更窘迫的困境。“知识分子”这个词大概是上个世纪就已经沦陷了，“书生”一词可能更早一些，然后是“文人”，下面是“精英”，然后更恶劣的当然是兼有的“精英文人”。这个群体成了丧失身份的人，开始以形形色色的伪装来包装自己，用“老流氓”，“教书匠”……一些看似中性的词甚至是自嘲的词来尽量地淡化自己的身份。当然，还的配上更具杀伤力的“你全家都是”。

从一个词的使用上来扭转一个观念，甚而欲扭转一个偏见，自然是徒劳的。可是那怎么办呢？我爱好文艺，又是青年，说是文艺青年想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说是文人也沾点边，那么我就只好从自己做起，自称为“文人”、“知识分子”、“文艺青年”。

补充：

以上是描述，下面是托克维尔的论述：

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已经死去的语言一无所知，但可以随时到现在活着的语言中去借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之间不断往来，并在日益增加的互相接触中彼此随时仿效。

但是，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还是从本国语言中去寻求革新的手段。他们有时将早被人们遗忘的用语再拿来使用，或对某个阶级专有的用语加以引申而使它成为普通话。许多原先只属于某一派别或职业的专门用语，就这样成为一般的用语了。

民主国家改革语言文字的最常用办法，是对流行已久的用语赋予新义。这种办法非常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可以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但是，它却会对语言带来极大的危害。民主国家的人民在这样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时，有时会使原来的词义和新增的词义混淆。

一个作家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稍微离开原意，随后就这样修改词义，以使那个词汇更符合自己的目的。也会出现另一个作家，由另一个方面来理解这个词汇的词义。第三个作家可能对这个词汇另作新解。结果，由于既无一个公断人，又无一个常设的法庭能够最后确定该词的义意，而使词义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因此，作家们所表达的思想看来不止一个解释，而好象有一大堆解释，让读者去猜测作家的原意。

我们可以看到，天才的预见是多么地准确。下面托克维尔不无遗憾地说：

我宁愿让我们的语言充满中国语、鞑靼语或休伦语的单词，也不希望法语的单词词义混淆不清。

不幸的是，即是对于法语来说，也没能做到。例如 authentique 这个词在法语里的词义变化。

对于汉语来说，想想“天朝”、“tg”，这样的词，大概对于一万个人来说，有一万个不同的含义。